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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政协渐进改革空间 朱相远 第七、八届民建中央副主席，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人大、政协二十年，完善发展尤为念。笔者曾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并连续XX年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含10年副主席）。由切身体会，结合十七大报告精神，就此题目谈点浅见 改革是个量变积累过程，“旧瓶可以装新酒”，在原有体制下不断更新内容，采取渐进式变革。中国经济改革就是如此，政治改革也应如此。近30年来，人大、政协就处于不断完善中 有人主张取法西方的政治文明。西方民主制的一些内容，的确属于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确有值得借鉴之处，但不能机械照搬 人大、政协的发展完善，必须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局来考量，一是完善，二是发展。完善就是利用现有模式、体制中的大量空间，充分挖潜，发挥人大、政协应有功能。发展就是在现有体制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增加新的功能。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说：“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在完善与发展中，必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起来。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法律依据与保障，而党的领导则是民主政治的根本保证。这一点绝不能动摇 人大：如何做到权力配置最佳化 实行市场经济，是为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佳化；选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为了发挥民主对权力配置的基础作用，以实现权力配置的最佳化 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但在实际生活中人大的作用离宪法的规定与人民的期望仍有差距，需要进一步完善 第一，关于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人大实行“议行合一”原则，即“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但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10年，参与上百部法律的审议、表决，发现几乎所有法律草案都并非出自人大，而是出自政府各部门。部门立法很难中立，在具体条文中，往往可见保护部门利益的痕迹，把部门权利具体化、详尽化，把义务与责任空洞化、简略化，尽量保留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提高本部门执法时的自由度。许多常委会委员原来就是部长，他们到人大时也发现这一缺陷，却很难改变。经过再三提意见，才改为政府部门起草后同人大法工委反复磋商，进行解释或折衷，经三审通过 为什么人大不能起草法律文本呢？因为没有这方面的人才编制，这些编制都在政府各部委中。其实完全可以把原属各部委的立法人员编制集中调到人大来 第二，关于人大代表的构成。各级政府官员所占比例太高。全国人大开会时，按省组团，分团会就如三级干部会。当中一圈沙发，按名签入座，皆为省级领导，外面一圈为地市领导，最后才是一般代表，讨论发言也常按此顺序。其实，现在有些党代表已改为常任制，许多负责官员已担任党代表，是否再任人大代表值得思考。宪法规定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得担任行政与司法机关的职务，这一条可考虑部分地延伸到人大代表 各级代表的产生也应采取差额选举方式，提高人民代表的素质与责任感，加强审议能力，更好地代表民意。如今有些人大代表缺少责任感，极个别人甚至把选票带回家作收藏品，不投入票箱 第三，关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行使。各级人大与常委会在行使职权时，应把审查财政预算、决算当作重点。XX年全国财政收入5.1万亿元，加上国家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共约15.1万亿元。如何花这笔钱，是人大监督政府的重中之重。各国议会都将此作为重头戏，辩论不休；表决通过后，政府必须严格执行，否则会遭到质疑甚至弹劾。我国对此项审议重视得不够。一是人大开会时间与财政年度不同步，一般3月才开全国人大，等于有1/4年度的预算，未经审议通过就执行了；二是报告中的各种术语、栏目、演算等犹如“天书”，即使高学历者也难以看懂，许多决策失误与严重浪费也就在所难免了。这必然使政府的收支既缺失公正，又缺失效率，使税收在分配与使用时不够透明 政协：如何坚持“和而不同” 当代民主已发展为两种形式，除选举民主外，还有协商民主，这正好为政协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既是协商，就要追求和而不同，对各种不同利益、不同意见进行调和，故要尊重不同、保护不同而非消除不同。在这方面，政协也有可以完善之处 第一，政协需要更多地发挥统一战线的功能，从求同存异，经大同小异，直到化同消异。追求消除不同，就不能坚持和而不同，反易造成同而不和，难以履行协商民主的功能 第二，政协界别划定需要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的巨大变化。如今庞大的中间阶层正在形成，应进行界别的调整与重新设置。可以增加新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设置非政府组织、志愿者组织、行业协会、社会中介组织等各种新的界别，以更好地反映当今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 第三，政协委员要淡化荣誉感，增强责任感。现在一些人把政协委员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