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所得税和个人财产权.docVIP

个人所得税和个人财产权最近，关于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细览各种有关的报道和评论，公众和国家（包括政府和人大常委会的专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观点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差异，许多时候甚至是对立的。但无论是公众、专家还是政府，所强调的大都只是局限在技术性的细节问题上面，而对于这些细节后面隐含着的宪政价值却着意甚少。只有从宪政的高度，从保护公民财产权的角度，重新审视个人所得税的合法性基础，理清个人所得税问题上国家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公共选择达成社会共识，才能使表面上利益对立的国家与个人之间协调起来。 个人所得税：“守夜人”的工资，还是“皇粮国税” 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说，引入综合税制，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现行的分类征收模式下，将纳税人的所得划分为若干来源，对不同所得适用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和税率，分别计征所得税（现行的费用扣除标准为800元）。这种做法实际上违背了税收平等原则。税收平等原则要求，同等纳税能力的人负担同样的税收，不同纳税能力的人负担不同的税收，因此税前扣除只能与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大小有关，而不应该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分类所得税制下，按所得的不同类型或来源，进行费用扣除，这就导致在同等收入情形下，具备多元化的收入来源的纳税人可以比所得来源单一纳税人享受更多的扣除额，其税收负担也较轻。这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分类扣除使所得来源结构的不同取代了纳税能力的不同，成为税收负担的衡量标准，因此违背了税收平等原则 而混合所得税制，则是由现行的分月报税、扣税改为按年报税、分月代扣：在分类计算、扣除、征收基础上，年终将个人经常性收入项目合并综合计算、减扣、交纳，多退少补；只对其他临时性、偶然性收入分项单独征收。这样就能够有效地避免重复扣除费用带来的税负不公。但是，起征点定在每月1500元（即使更高一些，如XX年鉴》的有关数据显示，自1993年至XX年,中国城镇居民每人月均基本消费支出由302.55元上升到了964.78元，自XX年起就已经超过了1980年制定的800元的个税扣除标准。显然，原有的标准是过于陈旧了 在世界范围内，采用综合所得税制的国家和地区占大多数。在这些国家中，都同时实施上述两方面的税前扣除。税前扣除，尤其是生计费用的扣除，国外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颇有借鉴意义。例如美国，通过立法提供了两种生计费用扣除方法，即标准扣除和分项扣除，允许纳税人在两种扣除方法中自主选择。标准扣除是准许纳税人扣除一个法定的费用定额；分项扣除则是准许纳税人按照法律规定的扣除项目的范围和法定的扣除幅度，逐项地列明各种费用予以扣除。分项扣除可能更接近于生计费用的实际支出情况，但是纳税人如果要采用这种扣除方法，须自己承担举证责任 由此，我们可以再回头看一下中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在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下，对不同来源的所得进行分类分项扣除费用，一方面如上所述导致税负不公；另一方面，各种费用扣除，其属性往往混淆不清，不能确定是属于成本费用扣除还是属于生计费用扣除，其中明确属于生计费用扣除个人薪金收入所得的税前扣除额（即起征点），则不但标准过于陈旧、死板，而且其数额的绝对值明显偏低。可以设想，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仅仅将个人薪金起征点提高到1500元每月，上述问题仍然存在 综上所述，对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有赖于对“税收是对财产权的保护”这一观念的深刻认识，税前扣除不充分、税率过高，那就是对公民财产权的侵犯。从制度设计的操作层面上讲，首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落实合理的税前扣除，包括成本费用的扣除和生计费用的扣除；至于税率的高低，税率累进的幅度，可能都是在这之后再行考虑的事情。尤其是有关生计费用扣除的认识和实践，要更加全面，因为这不仅关系到财产权的实现，还关系到基本人权。生计费用扣除标准的确定，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个因素之外，还应该考虑到各种经济社会因素的变动情况，譬如通货膨胀及国民收入的普遍增长，这些都可能会使得低收入阶层的名义收入增长而实际生存状况恶化。因此，生计费用扣除标准，不应该也不可能一定十年、二十年不变 起征点怎样定才合情又合理 为此，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工资、薪金收入所得的起征点。这个起征点在中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下实际上起了生计费用扣除标准的作用。 从根本上来说，“生计费用扣除标准”这个指标，很难有一个全国适用的统一标准，因为中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不同地方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支出也不相同。因此，比较合适的方法是确定一个数额区间作为标准，各地可以在此范围内适当浮动，同时这一标准要与当地的物价指数或者消费指数挂钩。简单地确定1XX年城镇住户调查资料，到XX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已经达到7182元，其中广东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