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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帝王诏令引《诗经》考察[摘要]《两汉书》所载帝王诏令引《诗经》的频率很高，但是不同帝王在位时期所下诏令引《诗经》的次数不尽相同，而且差异较大。文章从两汉帝王引《诗经》次数的不同出发来考察《诗经》在汉代地位的变化以及经学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诏令；《诗经》；《两汉书》 [作者简介]欧阳艳玉，广西人大杂志社副社长，广西南宁530022；都丽艺，北京市巨人教育集团硕士，中国北京100086 [中图分类号]IXX年继位，宣帝来自民间，都没有设立太子傅。宣帝继位后，开始选用《诗经》学大儒担当太子傅，萧望之便是其中一位。此后，以大儒充当太子傅便成为定制，元帝时有匡衡和韦玄成，成帝时有师丹等。东汉王朝继承了西汉的这一定制，仍以大儒为太子傅，郅恽就曾两任太子傅。值得一提的是，东汉的太子教育与西汉有不同之处，东汉的帝王，除明、章、和、顺外，其余都是诸侯旁系继承大统，没有接受系统的太子教育 延师入廷，两汉帝王都有这一习惯，如武帝曾召见擅长《诗》学的蔡义，昭帝幼年继位，由韦贤、蔡义入授。“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伏理“以《诗》授成帝”，东汉后期，由于继位的帝王大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因而延师入廷之制就显得更加重要，东汉将入廷侍讲视为大事，并有注籍记载之制。明帝、章帝、安帝、顺帝、桓帝、灵帝都曾诏儒师入讲经书 从上表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期，《诗经》学太子傅的人数不同，而且差异比较大。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资料的缺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诗经》在汉代政治地位的转变。西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但是儒家各经典在两汉的政治地位不尽相同。武帝时期，《公羊》学的“大一统”理论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而成为“独尊”，从宣、元帝以后，《诗经》的地位明显上升，从上表也可以看出，元帝时期，以《诗经》学而成为太子傅的人数增加。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元帝好《诗经》，史载“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高嘉“以《鲁诗》授元帝”。“孝元好《诗经》，而(匡横)迁为光禄勋，居殿中为师，授教左右，而县官坐其旁听，甚善之”。因此成帝为太子时，太子傅均为《诗经》学大儒，成帝也具有较深的诗学功底，哀帝也通诗。另一方面。元帝时，社会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土地兼并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公羊学”的“大一统”理论不再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而“温柔敦厚”的《诗经》正好符合了当时统治者麻痹人民需要，尤其是翼奉依据阴阳五行，结合律历、性情说对“齐诗”的改造，更加符合统治者麻痹人民的心理，所以这一时期“齐诗”代替了“公羊学”成为当时社会的统治思想。到了东汉，“齐诗”的地位衰落，“鲁诗”的发展也不如西汉，但是“韩诗”却大为盛行，名家辈出，这一史实反映在太子傅上，就是光武帝时由习“韩诗”的郅恽，安帝时由杜乔担任太子傅。东汉以后，《诗经》的作用被《孝经》取代，因此东汉以后《诗经》学太子傅的人数明显减少，此不详述 两汉皇帝在其诏书中引用《诗经》次数较多，仅直接引用就有44次，其中文帝1次，武帝4次，宣帝2次，元帝5次，成帝1次，哀帝2次，王莽5 次，光武3次，明帝1次，章帝8次，和帝2次，殇帝1次，安帝2次，顺帝3次，桓帝4次，其余均为0次 从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两汉帝王诏书引《诗经》的次数相差较大，西汉前期，诏书很少征引《诗经》，《汉书》所载汉初诸帝所颁的诏书有50。60则，只有文帝时的1则征引了《诗经》，而武帝以后的诏书征引《诗经》的次数明显增多，从征引次数的变化可以窥见《诗经》学在汉代地位的变化。汉高帝刘邦是以布衣之身提三尺剑创业的一代雄主，读书不多，与他共同创业的那个布衣将相群体也很少高文化素质之人。继位的惠帝和吕后，奉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黄老无为的政策。文景时期，虽然学术氛围宽松，儒生可以在朝野发表自己的言论，但是当朝者钟情于“黄老学说”，这使得“黄老之学”在汉初的半个世纪中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武帝时期，社会经济得到恢复，“黄老”思想不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开始占据统治地位。武帝在位期间，创立太学，设立五经博士和博士弟子，实行从儒生中选取官吏的政策，开启了以经治国的先端。因而，武帝以后的帝王在其诏书中征引儒家经典成为习惯 东汉末期的帝王桓帝在位21年，仅征引《诗经》4处，灵帝在位21年，献帝在位31年，诏书中，均无一处直接征引《诗经》。这与东汉末期经学衰落有直接关系。汉武帝时期，创立太学，设立五经博士和博士弟子，实行从儒生中选取官吏的政策实行从儒生中选取官吏的政策，这些政策将儒学推向了“独尊”，同时也使得儒学政治化趋势加强。也正是儒学的政治化导致在东汉后期儒学走向衰落。究其原因：一是儒学政治化，开辟了通经致仕的吏途，经书成了儒生攫取禄利的敲门砖，儒生以禄利为目标，传经和学经只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