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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多元化时代改革新思维利益多元化：该欢迎还是拒斥 近两年来的“改革反思”在现象上（话语），表现为对市场化改革的强烈质疑，但在实质上（诉求），却是不同群体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和伸张：国有企业职工反对产权改革，农村居民抵制基层行政的乱摊派，进城农民工抗议待遇差和无保障，贫困学生要求减免学费，一般居民呼吁保障医疗，想买房者拥护平抑房价……呼吁以至抗议，林林总总，虽多伴有对市场化改革方向的质疑，但真正的要害都不在“姓社”还是“姓资”的意识形态立场 更深入地分析一下还能发现，在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之间往往还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例如，进城务工农民希望打破城市中既有的种种政策限制，使自己和家人在就业、工资待遇、定居、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等方面享有与城里人相同的待遇。但对于城市的既有居民来讲，这样的变革意味着自己要面临更激烈的竞争，意味着基于城乡分割的福利保障将发生于己不利的变化。因而，城市原住民对打破城乡分割的改革缺乏积极性，甚至还有不少人表现出了维持原有城乡分割体制、限制农村居民向城市迁徙的倾向。诸如此类，可谓不胜枚举 这一切都明白无误地宣示，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已经多元化。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了不同的利益要求，他们对各类具体政策和制度的态度已经出现分歧，甚至对立。眼下的所谓改革反思以及与之伴随的种种抗议和质疑，究其根源和实质，乃是不同社会群体表达和伸张自身利益的一种方式 利益多元化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结果之一。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权力统制所有社会领域，社会各个组成部分（机构或个人）的利益一律与其在这一行政系统中的组织地位挂钩，体现为不同的级别待遇。一旦地位和级别确定，个人或机构的利益也随之明朗。这样的行政统制不承认下级组织和个人在利益上的相对独立性，也不允许下级组织和个人拥有追求本位利益的自由。由此，整个社会中，利益结构单一化，机构之间、个人之间较少有利益的对立和竞争，更少有直接的利益争执和冲突。因而，社会对具体政策和体制的态度也较少分歧。“共识”既易于形成，也易于变更 改革开放从根本上解构了那种相对简单的社会利益结构，并赋予下级和个人追求其本位利益的自由。这一转变既释放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潜能，改善了中国民众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也使原来那种内涵相对简单的社会和谐渐趋消亡。可以说，今后的中国社会中，能得到社会所有成员一致赞同的政策或制度在范围上将趋于缩小，而利益之间的差异甚至对立将增多 利益多元化虽已降临，但中国社会对此却缺乏准备。面对利益结构的多元化，中国社会各界的反映中困惑多于理解，拒斥多于欢迎。然而，利益多元化不仅是以往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是今后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动力。因为，利益是客观存在的。承认它，给它伸张和实现的空间，能激发社会的创造性，推动社会进步。不承认它，不给它留有必要的发展空间，会压抑社会的创造性，阻碍社会的进步。这一点已由中国近半个多世纪来的社会实践所证实。所以，拒绝或否定利益多元化既不可能，也不应该。中国社会应积极地欢迎利益多元化，并寻找在利益多元化条件下重建社会和谐的新机制 亚当“囚徒困境”。因此，在利益多元化条件下，要想实现个体间的利益协调和社会和谐，必须对个体的自利行为施加恰当的约束和限制 因此，面对社会中多元化的利益诉求，需要明确一点：凡个体利益，都有其正当性，都不容任意否定；但对任何个体利益都需施加必要的限制和约束，不允许其独大。也就是说，社会既要肯定和保护所有的个体利益，又不能允许任何个体利益凌驾于其他的个体利益之上，更不允许一部分个体对社会利益分配的操纵和独占 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前提，即社会中要存在一个超越于所有个体（局部）利益之上的仲裁者或衡平者。这个仲裁者和衡平者与任何具体的个体利益无关，只负责制定和执行有关社会交往和利益博弈的规则，并对所有具体的利益群体或个人一视同仁。这样的仲裁者通过各种制度规则对各类社会主体的自利行为施加必要的约束，以保障全社会中利益分配的平衡和整个社会的有效整合 政府：是约束者还是被约束者 眼下中国，说起社会治理和利益平衡，人们一般会寄希望于政府。毫无疑问，中国的政府系统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治理和衡平职能。但应看到，随着我国利益结构的多元化，现有的政府系统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在治理上的需要 这首先是因为，现在的政府系统承担着过多的经济发展职能，使得许多政府机构本身成了带有利润最大化倾向的商务性主体。而且，由于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政绩考核和职务升迁）与政府的经济发展绩效密切挂钩，使得政府官员具有强烈的动机通过追求经济发展业绩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由此，政府的建设和投资行为具有了两面性。一方面，政府的建设和投资是政府履行其经济发展职能的行动，具有公益性；另一方面，因这些项目的成败关系着政府官员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