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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创新是更带根本性创新 汪玉凯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导 成功举办北京奥运后，中国未来发展的走向备受世界关注。笔者以为，这种关注，既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也说明中国的发展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和困难 比如，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中国巧妙利用了改革开放的契机和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成本，吸引了丰厚的国际资本，实现了30年的高增长。然而，未来中国将面临廉价劳动力等多种“红利”的完结，同时与世界经济的高度一体化将迫使中国进入世界经济的“阵地战”，保持高增长的难度会越来越大，与之伴随的，是一些政治、社会问题浮出水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如何通过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力度，完善宪政体制以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显得尤为重要 思想解放为民主政治开辟道路 人们不会忘记，改革开放之初那场思想解放带给人们的精神激荡，以及全社会随之迸发的变革热情；计划经济被凌厉的市场化改革一步步逼到墙角，最终被市场经济取代；中国从“闭关锁国”艰难地走向世界，撩开神秘的“面纱”。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每当真正坚持思想解放时，我们的事业就会快速健康发展；反之，就可能裹足不前，甚至反复、倒退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改革似已进入战略转折期。政府自身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共治理构成了新的挑战和压力。此外，政府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尽管成就巨大，但人们对改革的认同度在下降；经济增长付出了过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在快速推进，但同时积聚了大量社会矛盾；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却不断被西方误读 对于这一点，笔者想用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来说明。笔者XX年赴匈牙利考察交流，接触了当地很多政府官员和学者。在和我们交流时，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很羡慕，但对中国的政治持保留看法。苏联、东欧和中国好像两个巨人在笑，但都还没有笑到最后。笔者对他们说，至少目前中国在经济层面的影响超过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东欧国家，如果中国这个巨人在政治上笑到最后，对人类的贡献也许更大――它说明有效的国家治理结构不一定只有西方一种模式，可能还有中国模式。其实，中国政治层面的体制是有很大张力和弹性的，笑到最后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解放思想、大刀阔斧地进行变革 改革能否在政治和行政体制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和突破，是许多人十分关心的。在笔者看来，要在新的条件下推动政府的“自我革命”，没有新的思想解放难有实质性进展 令人兴奋的是，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国正在酝酿一场新的思想解放。笔者以为，以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入的思想解放，不会简单定格在经济层面，因为市场经济在中国只是完善的问题，而不存在被颠覆的问题。中国真正受到内外挤压的，主要还是行政和政治层面：以经济体制为主轴的改革，受到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滞后的制约，如果没有突破，不仅经济层面的问题难以解决，政治层面的压力也会与日俱增 能不能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对未来中国的发展影响深远。这种影响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直接影响到能否化解对改革的争议，重新唤起改革的热情；第二，直接影响到能否抓住未来发展的机遇；第三，直接影响到能否顺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第四，直接影响到政府的转型 在党的十七大上，中央释放的信号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比如，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三个四”就异乎寻常：第一个“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第二个“四”：落实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第三个“四”，在基层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第一个“四”是四个民主，第二个“四”是四种权利，第三个“四”是四个自我，实质是讲人的自由。这些非常重要的目标和思路，如果离开具体的示范、操作，就会失去其本来意义。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只能解决政府管理的表层问题，很难解决深层次问题；没有进一步的思想解放，民主政治的发展就会遭遇困难和阻力 在发展民主政治方面，笔者认为应从三方面切入，即张扬民权、废除特权、约束公权 张扬民权，十七大报告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和“三个四”，为张扬民权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废除特权，中央已开始关注这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如新疆出现了民选的官员，在一定范围内公布个人财产；国资委正关注和解决央企高管的天价薪酬问题；中央进一步加大反腐败力度，严格党政领导干部的待遇等。约束公权，是至今仍未解决好的核心问题之一。例如奥运会前夕，最强调稳定的时候，国内仍不时出现一些突发性公共事件，包括贵州瓮安事件及上海的袭警案等，都与地方政府的公共治理行为有一定关系 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发展要避免失衡 任何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实力的提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