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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反思摘要：自XX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巴黎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和保护工作就在我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以此为契机，各种旅游文化节应运而生。本文以“中国瑶族盘王节”这种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旅游开发相结合的模式为例，试图阐明以政府主控的旅游文化节给本民族“精神家国”可能带来的危机，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的“速失”，主体或“缺场”或“失语”，这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带来了挑战，值得我们深刻地反思 关键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反思 作者：谭红春，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厦门大学体育教学部讲师。厦门，361005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XX年10月17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被各地人民群众或某些个人视为其文化财富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活动、讲述艺术、表演艺术、生产生活经验、各种手工艺技能以及在讲述、表演、实施这些技艺与技能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工具、实物、制成品及相关场所”。《公约》同时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世代相传的特点，并会在与自己周边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甚至是与已经逝去的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创新，使广大人民群众产生认同，并激发起他们对文化多样性及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同时，《公约》还表明“本公约所保护的不是无形文化遗产的全部，而是其中最优秀的部分――包括符合现有国际公约的、有利于建立彼此尊重之和谐社会的、最能使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那部分无形文化遗产。”可见，《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这样一些基本认识：1、是群体认同的依据；2、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3、保护的目的在于实现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相互尊重，建立和谐社会，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公约》的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和保护工作也在我国迅速展开，大势之下，一呼百应，“申遗”工作一时热闹非凡。然而，成效如何，是否能达到《公约》所期望的保护目标，看来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思索 一、遗产主体的“缺场” 在遗产学与遗产实践中，遗产(heritage)的主体性和整体性至高无上，任何遗产的概念、分类和遗产的认知、分析都与遗产主体性、整体性的关系互为彼此、互相链接，它们构成一个原生性的有机整体。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遗产与人类的关系密切。就词义来说，遗产指一种继承关系，是根据某一个特定的继承关系从祖先那里获得遗留下来的财产。换言之，构成遗产至少应具备三个要件，即遗留物、继承原则、继承者的责任与义务，三者配合起来才构成遗产定义的框架。就遗产的本意而言，遗产是个人的、家族的、宗族的、村落共同体的、族群的，遗产属于继承者――“我”，就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显然应当属于它的创造和继承者――某一个人、家族、宗族、村落共同体或族群 在当下的“遗产运动”中，《公约》对遗产的界定具有立法的效应，它“不仅成为各缔约国在制定基本条款、指导分类、操作规章的依据；同时又赋予自身以政治性话语特征”。《公约》规定民族国家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唯一合法主体，从法理和技术的层面来说，《公约》的这一规定是勿庸置疑而且合理有据的。作为全球最大的政府间合作组织的下属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拥有XX年展”为例，可以更好地阐述这个问题。从节日的名称不难发现，这是一次捆绑式的展演，是一次地地道道的政府行为，以保护文化遗产为名，以发展本地的经济、旅游为实的大型的文艺演出。从此，仪式或盘王节叙事的主题从民间、底层向官方、上层转移，仪式不再仅仅是个人的、村落的、分散的、自由的，而上升为民族的、政府的、集中的、组织的。这是一个重新认识、建构、重现(展示)的过程。政府、 学者、开发商、民间组织、媒体在共同建构一个新的神话，现代版的神话一中国瑶族盘王节，而真正的文化遗产的传承者、持有者――瑶族同胞，成为仪式表演的观摩者、局外人，政府和媒体掌握了话语权和操控权，他们在对文化遗产重新进行梳理、包装、整合和推销。这就是今天瑶族同胞所经历的盘王节，似乎已经悄悄变了味道：由亲近自然而变得遥远陌生。原来，节日就是自己生产生活的一部分。那么亲近而自然，如今，生活变成了表演，成了远方城里众人观瞻的节目，虽然还是熟悉的那套仪式和表演。然而，却显得那么陌生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当遗产不可避免地涂上了现代社会中的商业色彩，当遗产进入到社会再生产的操作程序，当遗产变成国际组织和政府立法、行政的一种商议和实践对象时，现代权力便要“发言”，遗产便很难真正成为“发声”的主体，而要通过政治权力和经济手段来实现对它的认识和保护价值。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毕竟商业化连接着一个巨大的文化再生产系统和消费观念，其中有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