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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川岛芳子和上海一.二八事变考证由王庆祥主编、赵连泰等撰写的《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天津人民出版社XX年5月第一版,以下简称《揭秘》)序言所说“写入本篇的人物、事件,从大节到细节,全部有证可依,有据可查。”但略加分析,却不尽然。笔者也曾在某部关于“川岛芳子生死之谜”的著作中,引用了中日两国研究者关于川岛芳子人生经历的一些“说法”,后来发现多有不实之处,随之在与何景方合著的《川岛芳子生死之谜解密》(吉林文史出版社XX年5月第一版)一书中完全摒弃。因此,问题在于:写入本篇的人物、事件,“从大节到细节”,“依”的什么“证”,“查”的什么“据”?该“证”是否为“证”,该“据”是否为“据”,弄清这一点至为关键 我们知道,1947年10月22日,川岛芳子被国民政府河北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判处死刑,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遗憾的是60多年来,国民政府从未公布过川岛芳子所犯罪行之证据事实,即审判档案。而据了解,1994年由牛僧山主编、香港经建资讯(集团)有限公司出版了《川岛芳子的惊人秘闻――国民政府审判金璧辉秘密档案》(以下简称《秘密档案》),这份档案材料弥足珍贵,读者对判处金璧辉死刑而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这一事实感到震惊(可惜我们没有看到档案的原件)。因此,进一步深入调查考证,凿实川岛芳子汉奸罪之证据,破解川岛芳子人生之谜,就成了学术研究的课题和任务 这里,特别为王庆祥、赵连泰先生序尾“作者谨以此书求教于国内外诸先贤、专家教授,以期提高本书作为历史传记的真实性与准确度,谬误与疏漏之处,尚敬希不吝赐教”之诚言所感动,斗胆以《揭秘》第六章第一节“一”,作一专题分析,从而为进一步确认和凿实川岛芳子所犯的汉奸罪行提供参考 关于《田中隆吉著作集》和《波澜起伏的上海时代与川岛芳子女士》 《揭秘》一书在“一”一节中大段引证了上坂冬子著《男装女谍川岛芳子传》第二章“东方的玛塔哈丽传说”第五节“在上海事变中扮演的角色”中所作的记述: 据《田中隆吉著作集》中记述:川岛芳子在上海一,曾只身潜入吴淞炮台,向上海派遣军参谋长田化皖一少将报告侦察炮台与炮位的情报。当时在上海的日本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派芳子秘密潜入十九路军蔡廷锴的寓所,探听蔡廷锴的抗战计划。芳子还把日本将增调第十四师团来上海的信息告知蔡廷锴,与此同时,她还从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唐有壬处,了解到国民政府希望及早停战的意向,从而通过田中隆吉和田化皖一上报日本政府 据《田中隆吉著作集》所披露,川岛芳子曾甘冒风险,保护唐有壬与因泄密而受到蒋介石弹劾的孙科逃离上海 由此,《揭秘》本节结尾肯定地说:“川岛芳子在上海一,正是她应负有叛国罪的确凿事实。” 笔者认为,以上种种“说法”均需进一步考证 田中隆吉为何人?该人1893年生于日本岛根县,从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毕业后,作为陆军参谋本部的中国问题研究员,先后驻在北京和张家口,被誉为“蒙古通”。1930年10月自华北调往上海,任日本驻华公使馆陆军武官辅佐,秘谋利用日军“樱会”、“天创党”、“太平洋军团”制造一起重大事件,挑起军事冲突。他同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串通一气,为策划1932年上海一 据笔者所掌握的现有资料,关于川岛芳子在上海一,几乎中外学术界及作家的所有“说法”,均来自在战后日本出版的《田中隆吉著作集》。该著作集中有一篇对川岛芳子极其重要的文章,即《波澜起伏的上海时代与川岛芳子女士》(以下简称《波澜》),说出了川岛芳子在一,然而,经查,该文却不是田中隆吉所作,而是其长子田中稔撰写,使用的完全是第三人称。证据规则讲,属“传来证据”,则只能作为“参考”了。当然,即使是田中本人所写,也应逐一考察认定 那么,当年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是什么关系?据笔者掌握的资料,两人关系暧昧或为情人关系,从法律上讲,属利害关系人,其证言不能完全采信。关于这个问题,田中隆吉之子田中稔在《波澜》一文中记述得清楚而明确,现简记如下: 1930年10月,田中隆吉作为驻海公使馆武官赴任,在三井物产的一次宴会上认识了川岛芳子。1917年1月,他们在东京护国寺曾见过面。那时芳子作为川岛浪速的养女,很引人注意。宴会的第二天,川岛芳子突然造访田中隆吉的武官室,向他借了1000元;实际是给一位自称议员的人回日本。一周后,那位议员因经营失利,又来找田中借走500元作为回国的路费。该议员走的第三天,川岛芳子给田中隆吉打电话,约他去医院。他去了。芳子要求他找个住处,3天后芳子搬到田中隆吉朋友家。1931年元旦,川岛芳子未预约,突然来找田中隆吉,劝也不走,最后坚持和他做爱。以后,田中隆吉被川岛芳子纠缠住了,他给芳子买了芝月的“爱巢”,再以后,将芳子培养成了间谍。一,川岛芳子自己沉醉在成功的名声中,两人关系慢慢疏远了。田中隆吉曾多次苦口婆心劝告川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