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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选择视阈中守法可能性和限度摘要：对于“国家法”的理解，尤其是关于“国家法”运作环境与状态的“知识”构成了人们守法动机中感性选择的知识前提或“偏见”。这种关于法律的态度、情感和反应性行为，对于法律的实现意义重大。它既可以成为法治建构的积极因素，也可能成为一种阻滞、侵蚀甚或破坏力量。我国法治环境不容乐观，宜有意识地提升法律的亲和力，增强人们的法律情感和守法自觉性 关键词：行为选择；感性行为；守法动机；法律实效 中图分类号：D9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XX年法制宣传或教育对个人意识的影响及其成效，会因某一件公务人员的不合法、不合理的谋私、违法行为而实效大减。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把水源败坏了。”公权力能否公平或公正，对当事者个人，周围的观察者、感受者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既能提升法律的公信力，也可能破坏法治形象，造成恶劣影响 现实的生活实践也证明，对法治好坏或状态的评价，更直接的来源是普法“受众”的切身感受。在具体法律运作中，执法、司法者是怎么做的，自己的权益是否得到了保障，为恶者是否得到了制裁，徇私舞弊、行贿受贿是否真的存在，打官司是否就是“打关系”，如此等等，构成人们关于法律情感、法律意识的基本的或许也是最重要的素材(虽然，这只是个别的现象)。对执法、司法人员，这里需要的既不是单方面地要求人们如何提升自己的法律意识，也不是宣称自己在道德上如何的无可挑剔，业务上如何精通和有责任心，或者有着怎样丰富的办案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因为，这种宣称没有太多的说服力，而且可能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王婆卖瓜”。也许，我们所做的大量的普法或宣传工作会在某一或某些执法或司法者的不规范或违法的操作下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或效应，甚或部分地归于无效，并能因“感染”的方式而扩大 应当承认，经过多年的法治建设，我国执法与司法整体上是有实效，有公信力的，但也有力不从心之处。一些地方和部门执法中存在着某些简单执法、粗暴执法、机械执法的现象，尤其是那些与百姓生活密切的工作部门，如公安、城管、工商、税务等，更可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也更容易成为人们对法治公信力评价的首选目标。“事实上，各种警察违法现象之多、违法程度之重已经开始导致民众对警察权力、警察制度甚至整个司法制度表现出不信任”。又如，“一些执法机关十分重视行使执法权力，不太重视承担执法责任。少数执法者抖威风，耍特权，无利不作为，有利乱作为；个别人甚至与犯罪分子沆瀣一气，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敷衍塞责、态度蛮横、互相推诿，长官意志等不正之风亦时有耳闻。而对于司法的公信力评判，情形同样不容乐观。“近年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两高的 工作报告出现得票率偏低、反对与弃权票增多的现象，个别地方法院工作报告在人大会议上甚至未获得通过，零点调查公司的研究人员认为，目前中国法官在公众中的整体形象偏低，同时法官的公正品质、专业能力方面的形象要点不够突出” 法律公信力的现状不容乐观，提升法律公信力意义重大。固然，我们宜注重法律设计中的公平、公正与合理，符合传统的道德、习俗或地方性知识，符合理性选择理论与人性的基本要求，以赢得人们对于法律、制度及其现实运作的认同、信任、接纳和支持，但更重要的是规范和完善法律的运作，并以此提升法律的公信力。当然，中国的法治建设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它不是一个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一个政府推进型的法治现代化。传统的伦理社会及其沉淀的理念，更多地使中国司法运作具有的情感、伦理或“衡平”的因素，而缺少规则意识、缘法而治意识。也许，我们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因为，影响法律公信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法律规定自身的问题，利益的追逐问题，个体素质的问题，执法外在环境的问题，法律体制的问题，等等。但这不成为我们不努力的根据或懈怠的理由，相反，我们要论及的是即在这样一个先定的条件下，怎样做到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提高法律的公信力 因而，在理念上，必须充分地认识公权力的服务职能，以人为本，即便存在着管理意义上的职能，其最终的目的仍然是服务。对公权力一定要讲权力的来源理论，权力的服务理论，权力的有限性理论，以及对权力进行监督或制约的理论。切实转变政府职能，防止权力的滥用，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增进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执法中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坚持领导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整顿队伍、完善程序、健全内部考核，减少以至杜绝主体不清、责任不明、有利的争、无利的推、徇情枉法、乱施处罚的现象。做到办事权限合法，程序合法。既不失职，也不越权。既不无所作为，也不随意作为。完善以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赔偿为核心的行政法律监督程序。司法上则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