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焦虑症其实是参照系问题.doc

改革焦虑症其实是参照系问题改革焦虑症其实是参照系的问题 我们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比较起来是一条最好的道路。这条道路上，大家的利益都能不断增长，原来的既得利益也在不断进行转化，利益结构逐步发生变化，逐步走到改革的目的地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改革的过程应有一个充分的理解，它不是一天能实现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有个概念：当我们处在中间状态，既不是此岸又不是彼岸的时候，处在中间过渡阶段，各种利益矛盾又很复杂，这时候会出现一种改革焦虑症。改革焦虑症其实都是参照系的问题。要是参照最好的、最完美的制度，那大家就都焦虑了 对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太理想化，这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科学分析法。希望能够更理性地来看待改革，理解它的艰难、它的漫长。特别是一个像我们这样有几十年计划经济历史，一个拥有13亿人口，各地方差距又很大的大国，制度改进肯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据樊纲 文） 刺激经济同时也要挤“泡沫” 此次金融危机，之所以会蔓延到全球各个领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各个经济体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经历了6年到7年的金融规模超常扩张、金融创新及其金融衍生品空前发展、房地产超常增长的“经济繁荣”时期。在这一模式下，各种资产价格（金融资产、不动产、企业股票）都成为了金融衍生品，被不断地非理性地推高价格，正是不断推高资产价格的模式所需资金难以为继，且投资者信心不再，而导致与之相关的经济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系统迅速崩溃。治理这样的金融危机，关键在于，要让曾经被炒作到高价格的各种资产，回归到其合理的价格水平。一段时期的资产贬值不可避免，这是对过去超速增值的“还债” 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扩大内需、刺激经济是必要的，但刺激经济的目标是促使经济正常运转起来，而不能试图通过政府行为或政府宣示来维护高水平的资产价格。（据钟茂初 文） 使马克思主义 具有“中国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直面“中国现实”或“中国问题”的历史演变的进程 这一进程及其创新逻辑具有学术和政治两个层面。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质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中国问题”，进而从学理上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质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中国问题”，进而从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确立对当代中国发展具有指导地位和作用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质，就是寻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实现形式，使其具有“中国形态”。 （据韩庆祥 文） 30年来国人思想观念的三大转变 转变之一：对财富的态度――从“不敢富”到“求富” 转变之二：对待人的态度――从见“人”就批到“以人为本” 转变之三：对待自然的态度――从“人定胜天”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据沈宝祥 文） 大国崛起务须经略海洋 胡思远说：“无陆地不足以立足，无海洋不利于发展。”对于中国这样的濒海国家，辽阔的陆地能为其提供相对充足的资源、人口和生存空间，海洋则便于发展海外贸易、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所以，只有坚持陆海兼顾原则，迈开大步走向海洋，才能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据尹丽棠等 文） 未来需要政治体制改革 未来三十年，中国改革的重点转向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两大任务是价格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所有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是围绕这两项改革进行的。现在两大改革基本上已经完成，接下来改革应该转到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在政治体制改革完成以后，才能巩固经济改革的成就。（据张维迎 文） 知识分子的官僚化 腐蚀了国家创新体系 “学而优则仕”，乍一看来，似乎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表现，然而，仔细想想，却恰恰是对知识和人才的轻视。学而优并非就不可以仕，但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学是学，仕是仕，学而优者，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可以仕而优，同样，仕而优者，也不一定就可以学而优 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它极大地推动了知识分子的官僚化，消解了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腐蚀了国家创新体系，已成为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最大阻碍。好好地辨清“学”和“仕”的关系，尽快采取实际措施遏制知识分子官僚化的倾向，实在应该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据项贤明 文） 双周热评 11个副市长该怎么分工？ 近日，有网友爆料河南省新乡市政府官员的编制数字，有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6个调研员。新乡市很快进行了澄清，指出副市长实际为8名，副秘书长实际为11名。一些地方副职为什么这么多呢？ 观点一：原因很简单，副职数量增加会导致权力的分散化，权力分散化会加强正职权力的重要性 观点二：要解决机构改革中可能出现的膨胀怪圈，一是要管住人，二是要管住钱。组织部门要在制度和纪律上扎紧违规进人、违规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