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社会模式和社区工作浅析.docVIP

残疾社会模式和社区工作浅析历史上,对残疾的认识模式有个人-社会模式、残疾医疗模式、残疾社会模式、慈善模式、社会福利模式等等,其中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是残疾医疗模式和社会模式。 残疾医疗模式和残疾社会模式 传统医疗模式观念,残疾被看做是人的缺陷,残疾人是一个被动的、病态的、不能独立的、需要医疗和救济的群体,是个体的残疾导致了正常生活或活动的障碍,因此个体要为残疾负责。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通过的《国际缺陷、残疾和障碍分类》代表了医疗模式的残疾观。该模式认为心理上、生理上或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或功能的任何异常或丧失都可被认定为“缺陷”。处理残疾的办法是供养或者通过医疗手段或者辅助医疗方法及器具来解决病者困难。对于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养起来,通过供养来表达家人和社会对他们的爱。这种供养大多限于经济或物质方面,忽视了残疾人的精神需求和低估了他们自己的能力和潜能。虽然对于严重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进行供养是完全必要的,但并不能表示这是对残疾人的全部关照。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残疾人的权益和内心需求直接被忽视,残疾人的价值因其残疾而降低,使人在社会中不能以有意义的方式工作或发挥作用,这对残疾人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残疾社会模式认为残疾是泛指各种人口中出现的功能上的限制,既包括生理、感官或者智力上的缺陷,也指医学上的状况或精神疾病。残疾并不一定导致障碍,障碍是当残疾与环境、与社会对待残疾的态度发生冲突时产生的,有残疾的人只有在特定环境和目标时会遇到障碍,这是个人残疾经验与社会环境动态互动的结果。在残疾社会模式下,把对个体功能障碍的关注转向了社会、环境和态度壁垒,认为社会障碍是社会直接或者非直接的歧视,从而导致了残疾人社会机会的缩小或者丧失。当物质环境和社会障碍的存在使得残疾人不能进入社会之内,就造成了他们这一群体的失语和无能。在此意义上,社会应该为受损的个人承担责任 残疾社会模式产生的历史 1950年以来,美国民权运动者提出“分开就是不平等”的口号,基于美国宪法赋予的“对平等机会非歧视性的保护”的权力,要求不同种族、群体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在民权运动潮涌下,传统的对残疾人进行隔离式教育与服务受到公开怀疑与挑战。这种观念认为,机构供养的残疾人之间的刺激性的互动加上管理人员、医护人员对残疾人消极的、冷漠的态度和严格的管制会使残疾人处于消极社会关系之中,解决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走出机构,回归社会,通过社区生活和社区照顾,为他们营造积极的社会关系。在全纳观念的指导下,社区照顾是使残疾人等社会福利对象回归社会的典型模式和比较好的选择 1970年末以后,产生了一种新的残疾工作模式――残疾社会模式。1976年英国的反隔离肢体障碍联盟(UPIAS)通过的宣言播种了残疾社会模式的种子,他们认为传统的机构安置与服务方式,对身心障碍者长期隔离,造成他们的生活与社会隔绝,这是一种压制与剥夺公民权利的做法,由于当代社会组织对身体残疾人缺乏或没有关心考虑而导致他们活动的不利或限制,从而把他们排除在主流社会活动之外,需要改革整个社会对身心障碍者的错误认知和不合人性的组织结构。他们提出了用disability 和handicap两因素模式来界定残疾,后来用impairment和disability 取代。UPIAS促使人们对残疾的目光转向社会环境和制定明确的政治依据去改变残疾人的社会境遇 英国社会学家 Mike Oliver在上世纪80年代广泛推广他的残疾社会模式。他明确提出了残疾是社会对待和回应残损者的方式使得残损者变得有障碍,残疾人应该参与到政策制定当中,因为决策者做出的政策是他们自认为残疾人需要的,而非残疾人自我表达出来的需要。如果没有残疾人的参与,所做出的政策就没有实质性的收获。他认为社会障碍的产生是工业化导致的结果,因为工业化的生产模式强调生产能力、利润和效率,而残疾人是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的。当然社会障碍产生的原因不仅仅是残疾人面对的物质环境改变了,同时改变的还有社会价值体系,如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体系和思想文化观念等。在同时期的美国,残疾人运动根植于公民权利运动,争取同等权利、同等机会和融合的观念之中。从社会政治途径分析的残疾人运动,在英美两国以两条不同的线路开展:“在英国, 对残疾的认识最终从原有的生物模式向社会模式转变; 美国则经历了医学理解―权利理解―新权利理解的路径转换” 残疾社会模式的评价 残疾社会模式在英国残疾人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残疾社会模式完全颠覆了残疾人对自身的看法:残疾是社会的原因造成的,与个人身体无关,需要改变的是社会,他们不必因此而感到自卑。另外也使残疾人在公民权利上获得了与其他公民一样的地位,可以用更多的政治策略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当残疾人遇到歧视或障碍时,他们可以通过寻求反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