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农民工和非农外来工比较分析.doc

珠三角农民工和非农外来工比较分析摘 要:比较分析表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更低、合同保护能力更弱、外出务工的经济推力更强、求职成本更高、求职途径上更加依赖于群体网络,不仅如此,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更长但是收入却更低。与非农外来工相比,同为外来工的农民工处于明显弱势地位。应注意农民工和非农外来工之间的这种差异,并据此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差异化管理措施 关键词:农民工;非农外来工;外出动机;求职成本;求职途径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XX年7-8月份,通对珠三角9个地级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肇庆、惠州、东莞和中山)的农民工进行配额抽样调查所得。具体是根据人口普查和XX年广东人口统计中该9个地级城市中流动人口(含跨省和省内跨县)比例以及《广东统计年鉴》中各个城市流动人口的就业结构分布,对样本进行配额控制 本文所谓的农民工是指“跨县(区)域流动、拥有农村户口、大专学历及以下的打工者”。发放问卷2576份,回收有效问卷2510份,有效回收率为97.44%。其中农民工XX年龄相当接近,分别是27.77岁和27.73岁。但是农民工中年龄为XX年总收入和年务工收入都要更高(见表3) 二、珠三角农民工与非农外来工的生存状况比较 1.农民工的合同保护能力更弱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外来农民工”课题组在珠江三角洲的调查,与厂方签订过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只占38.8%,而没有签订合同的则高达61.2%。再如在厦门市台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中,超过90%的未与工人订立劳动合同;汕头和珠海市没签劳动合同的企业,分别占外资企业总数的70%和90%[1]。由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的权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 本次调查中,有59.9%的农民工透露他们与当前服务的企业签订有劳动合同。可见,农民工的权益保护还是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在那些跟企业签订有合同的农民工中,又只有300%是参与了合同内容协商的。而且,有高达37.5%明确表示其劳动合同是不平等的。而那些没有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则绝大多数(823%)都是因为企业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且其中的92.3%“不采取任何行动”,即不了了之,接受没有劳动合同保护的现状 总的来看,具有城镇户口的外来工跟当前所服务的企业签约的比例(68.6%)要显著高于农民工的签约比例(58.1%)。与此同时,具有城镇户口的外来工也对他们的劳动合同表现出更高的满意度。此外,当企业没有提供劳动合同时,只有3.1%的外来工会“个人直接找企业反映”。这反映出珠三角外来工的自主维权意识比较差,自主维权能力也比较弱。这种维权意识和能力的不足,在农民工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但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虽然要低于其他城镇户口的外来工的签约比例,但是在统计检验上并不显著,也就是说:户口性质对外来工有否和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并无显著影响(见表5)。但教育程度则对外来工是否签订合同有显著影响:受教育年限越高,签订劳动合同的概率越高。联系到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要低于非农户口的外来工,可知户口性质对签订劳动的影响,是通过受教育程度这个变量起作用的 2.农民工经济推力更强,非农外来工更重发展机会 关于劳动力流动的推拉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迁移、流动,是因为期待通过搬迁以改善生活条件。人口迁移就是在流出地的推力和流入地的拉力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完成的。根据XX年的调研数据,影响农民工外出的最重要因素依次是:城市收入高、外出见世面、农村收入低、农村太穷、农村缺乏发展机会。[1]43 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在就业市场上面临诸多障碍,如就业手续繁琐、不能够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收入低于市民、没有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城市福利保障。不过,尽管存在这些阻力,由于农村自身的“推力”太过强大,因而农民仍然选择离开农村到城市谋生。如在四川省,外出户的家庭总收入比非外出户要高出近50%,前者的人均纯收入更是高出57%。[1]96 但是XX年的数据却揭示:“年轻人该出来闯一闯”所占的比例是最高的,达34.3%;其次是增长见识(30.2%);然后依次是外面的发展机会总比家乡多(28.1%)、农业收入太少(25.1%)、家里没有其他收入门路(23.1%)、发财(17.7%)、学技术(17.2%) 经过比较发现,具有城镇户口的外来工更倾向于“出来闯一闯”,也更加注重外出以谋求“发展机会”;而农民工则更加可能因为“家里人读书、治病、盖房等太需要钱”而外出务工。(见表5) 但这种差异究竟是户口性质(农村户口与非农户口)的影响,还是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年限和父亲教育程度等差异所导致的结果呢?为此,我纳入上述变量对珠三角外来工外出务工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