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和利益统一是与谐社会应有之义.docVIP

道德和利益统一是与谐社会应有之义[摘　要]道德与利益是具有和谐统一发展的自然属性的，但纵观历史，道德与利益的关系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常常表现出惊人的不平衡性。而在当今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与金钱的关系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道德与利益之间的张力，已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重义轻利”、“耻于言利”的传统义利观以及革命时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义利观难以适应当今时代的客观现实；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见利忘义”、“损公肥私”等行为，则更加背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主旨。那么，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课题下，道德与利益之间保持统一性，则是其本身内在的逻辑起点 [关键词]道德；利益；和谐社会；市场经济；统一 [作者简介]何雅敏，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硕士研究生，上海XX年来，历代思想家对它进行了反复讨论，“德”与“得”的关系表现为“义”与“利”的关系。诸子中，法家提出了“贵利轻义”主张；道家以既超道义又超功利的态度来看待义利；而墨子既不是重义轻利，也不是重利轻义，而是义利合一，志功双规；儒家主张“重义轻贵”思想。这三种义利观在中国道德史上都有各自的影响，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最大。儒家创始人孔子是最先提出“重义轻利”(或者说“先义后利”)的思想家，他主张“克己复礼”的准则，即克制利欲，恢复周礼，把“辟土地”、“好货”等追求财富的行为看作是“礼坏乐崩”。大力宣扬与“利”相对的“义”，表现出以义制利、先义后利的思想倾向，提出“见利思义”(《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等观点。但他也曾表示，“富而可求也，随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富与贵，是人之所好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论语)，因此，孑L子并没有因肯定“义”而否定物质利益对个人生活的意义，但他“以义为重”的思想，潜存着义利分离、对立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深深地影响了后人。孟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以义为重”的观点，反对自利的价值取向，提出执政者应怀仁爱之心，而如果去关注物质利益，那么“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又日，“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元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师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悦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日利?”(《孟子)；“周道衰而王泽竭，利害兴而人心动”(《孟子》)。可见，孟子不但重义，对利更加轻贱。西汉董仲舒进一步发挥了孟子的义利观，干脆要人们把“功利”二字从心中抹掉，只追求道义。他认为人性就是包括“仁”和“贪”两种对立和潜在的道德性，即“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春秋繁录)。所以他希望君王应该“正其宜(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只要道义在，功利可不必计较。宋明理学家朱熹将先秦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推到登峰造极的境地，他说：“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利未得而害己随 之”、“君子循天理，故日近乎高明；小人殉人欲，故日究乎污下”、“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四书章句集注》)。他宣扬的“利于私，必不利于公。公私不能两胜，利害不能两能”的禁欲主义，造成后人羞于言利、耻于获利的思想诟病，义利也从此彻底地分离和对立 回顾与反思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重义轻利”的思想或多或少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和谐，也不同程度地给当代社会留下不良影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人们逐渐地克服了传统“重利轻义”观念的束缚，开始关注个人的正当利益，敢于言利了。但在这回归过程中，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强化了人们经济利益至上的意识，导致了道德价值追求与经济利益追求之间的矛盾激化，义利关系从一个极端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严重的重功利轻道德的思想倾向。人们对金钱态度的改变，对金钱的追逐不择手段的严重性，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取向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个时代能与之匹敌，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一小部分人沉溺于灯红酒绿、贪图物质享受；腐化堕落、拜金主义、个人利益至上等现象层出不穷；道德失范、诚信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