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O年代上海反贪第一案.docVIP

一九八O年代上海反贪第一案当我们穿越时间隧道，去回眸多年前的余铁民案，不由感慨多多，深思多多。无论是19年前的1986年；还是19年后的今天新年伊始，余铁民案位居当时上海反贪第一案的基本事实都是难以改变的。3万余元的受贿数在那个年代已经注定了大案重刑，而更具“第一”要素的是余铁民作为当时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局级干部，身居要职，身份显赫。自建国以来，上海市委领导部门被判定刑的受贿者，余铁民是第一人 于是，余铁民案震动了当时的上海，尤其在干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从对余铁民案的揭露，看到了中共上海市委反腐倡廉的决心 今天，我们回眸余铁民人生中这个损失惨重的“大跟斗”，旨在给为官的提供一面“镜子” 抢发当天的新闻 记忆仍是这么清晰，清晰得宛若昨日。在全国所有报纸中最早披露余铁民案的，就是我的一篇报道。因为我的这篇报道见报几乎与余铁民的终审判决同步 怎么会忘记呢?这是我在“艰难”中得来的幸运。作为记者，没有什么比获得重大新闻更兴奋的了 这是1986年7月8日上午，我在高级法院将稿审定后，再去康平路市委办公厅送审 当时关于余铁民的报道有着严格的纪律。一审判决―律不准报道。二审判决的报道不但要经法院审定，还要经市委宣传部审定。由于市委宣传部一位审稿的负责人没有给我满意的答复，我便鼓足勇气走向“康办”，我实在不愿这个重大新闻报道落在其他报纸后面。根据我的采写经验，凡经法院认可的，一般重要案子在下午判决，我们《新民晚报》当天都有预发消息，余铁民案同样如此 至今想来，我是感激高文魁同志的。他当时是市委副秘书长。那时是我第一次到“康办”我在门卫处打电话进去，他没有“挡驾”，也没有把“皮球”踢给市委宣传部，而是把我领进了“康办”，并把我的样稿递呈给了当时的市委副书记黄菊和市委秘书长曾庆红。我在办公室外大约等了半个小时，当时距离本报截稿时间只有几分钟，头版头条的位置已经留着。到了12时左右，高文魁同志出来，对我说，领导都看了，稿子没问题，但能否再简短一些。我一阵兴奋，在向高文魁道谢以后，即开通“红机”(保密电话)，向报社传稿，在电话里将800字的稿子缩减到400字，其实是重新“口写”了一稿，在头版头条刊出 不妨将19年前的这篇报道全文摘录如下： 说实在的，这篇报道是我积极主动争取来的。因为，在市委宣传部碰壁以后，我完全可以坦然回报社，当天发不出，不是我的责任，报社领导丝毫不会责怪我。然那么一点进取心和性格脾气注定我“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还要跳一跳”。结果我成功了，哪怕是偶然的成功也是成功，至少在这篇报道上成功了。无疑，它是我记者生涯中值得回味、难以忘却的一篇报道。这篇抢先发出的报道，得到报社领导赞许，并获得特别奖 当天下午，法院的宣判会在静安体育馆召开。在法院开庭宣判前，我在后台见到了黄菊同志，他微笑着对我说：让你们报纸先发，已经很不错了。高文魁同志也说：报道虽然短了一些，但你们报纸影响大，发行量大，效果一定不错 今天回想这一幕，我深深感激黄菊同志、曾庆红同志和高文魁同志，要不是他们的大力支持，我就不可能有这篇“先声夺人”的报道。同样这篇报道，如果翌日落在日报后头再发，其新闻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小彩电打开缺口 我记得，余铁民案一审开庭是在1986年6月9闩，市中级法院第三法庭。当时担任审判长的是刑―庭的丁寿兴，审判员是沈晓华谷杨，书记员是赵卫平。公诉人员有5人，由市检察分院老资格的张增达领衔。余铁民案当时涉及到另外4个行贿和窝赃的被告人，因此，关附本、李国机、张国飞、叶松亭等上海一些大律师分别为被告人辩护。为余铁民辩护的是郑传本律师，这是中级法院点名要郑传本出庭辩护的 19年后的今天，当我与郑传本谈起这个案子时，郑大律师笑笑说“法院指名某个律师事务所派员出庭辩护是常有的事，但点名某某某律师辩护，还是第一次。我也说不清楚是什么道理，可能我是党员，党性比较强。”我知道，郑传本这番话是一种谦虚，因为当时在刑事案子的辩护律师中，郑传本是首屈一指的 这年，余铁民54岁。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粮食部、商业部、中央财经小组等部门任秘书工作。1981年调来上海，担任市委主要领导同志的秘书，1983年提升为办公厅副主任 这天开庭，余铁民穿一件浅色涤卡中山装，面色也是灰色的，原本稍胖的那张睑让人感到有点浮肿。同年3月2日他被依法逮捕，看守所的日子同身居要位坐在办公室里当然是天壤之别，最要命的是失去自由终日不见阳光，更何况“吉凶难卜”，前景不测，心绪愁结，那张脸还会红润起来吗? 随着法庭调查不断深入，余铁民的面目也由表及里，渐趋清晰，那步向深渊的过程颇为让人深思。他原本廉洁清贫的生活是被一台14英寸小彩电攻破的 那是1982年初夏的某一天，3位不速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