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未曾发表爱新觉罗·溥仪访问记.docVIP

一篇未曾发表爱新觉罗·溥仪访问记47年前的1959年12月9日，作为战争罪犯的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原任《晋绥日报》、《光明日报》总编辑)派我前去采访溥仪 对待这次采访，我格外认真，事先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翻阅了一些资料。当然，我也很感兴趣，这主要是出于对这位清王朝的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皇帝的好奇心。从北京市公安部门得知，溥仪已于12月10日从抚顺来到北京，暂住北城其五妹夫万嘉熙家中。中宣部派新华社摄影记者吕厚民同志(后调人中南海，专为毛泽东拍照，是著名的摄影家)陪同我前去采访。我们决定11日就去采访溥仪。我们原想请派出所提前通知溥仪一声，后来考虑到这位特殊人物刚从战犯管理所释放出来，由公安部门出面约定时间，可能会增加他的疑虑，所以事先未通知。我们于11日清晨驱车直接来到他的住所 可巧，当我们跨进大门时，溥仪正要迈步出门。我出示记者证件，说明我和厚民同志都是《大公报》记者，专程前来访问。他寻思片刻，无可奈何地同意了采访要求。他让我们先进屋落座。开始谈话时，他有些拘束；厚民同志前后左右拍摄照片，更使他有些紧张。经我反复说明意图，打通他的思想，消除了顾虑，谈话才畅快些。经过两个多小时，采访结束，我们和他握手道别 我回到报社，即着手写稿。溥仪的口才不算好，谈话有点零乱，但看得出，他的思想感情是真挚的，对党和政府的感恩是情真意切的。因此，我写作这篇稿件，并未感到困难。在编辑部素有“快手”称谓的我，4000字左右，当晚即成稿，打出小样，送请总编辑常芝青同志审阅。芝青同志阅后，立即请吴冷西同志(时任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审定 我原以为稿件次日就可见报了，谁知出现梗阻。第二天上午，芝青同志找我，严肃地说稿子没写好，不能用，必须修改。稿子究竟有什么问题，他未讲明。我反复揣摩，才领悟到，原来是叙述“分寸”掌握得不好 溥仪于1945年在东北解放时被俘，到1959年被释放，在战犯管理所经历了十多年的学习和劳动改造，他究竟被改造得怎么样了?他怎样认识充满罪恶的过去?他对新中国、新社会有什么样的看法?这样一些情况是读者所要了解的，这篇访问记理所应当地向读者一一作出介绍 我认识到，溥仪这个特定人物的身份是相当复杂的，从认贼(日寇)作父、满身罪恶的皇帝，一下子成为新中国的公民，转折变化太大。采访这样一个人物，如果怀着猎奇的心理，把注意力放在他的宫廷生活，或者只去收集一些昔日的繁文缛节，追求趣味性，写出来的访问记将不能体现党和政府对罪犯的改造政策，也不能反映出像溥仪这样冥顽不化的人，在党的政策的感召和教育下，也可以得到教育和改造。从这篇稿子可以看出，我的采访和写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稿子的主要篇幅是写溥仪的改造生活和对一些事物的认识，通过溥仪的叙述和一些具体事实，有力地反映了党和政府“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思想教育与劳动改造相结合”政策的伟大，这一点是应当肯定的 这篇访问记写作的难点在于，既要写出党的政策感召力和对犯人改造的成效，又不能把他写成改造得很好了，思想认识已经很高了。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溥仪不是一般的犯人，而是罪大恶极的伪”满洲国”皇帝。领导认为，溥仪不可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对他说的话不能轻信，不能“和盘托出” 但我以为，此时此地记者同溥仪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不能因其有罪恶的过去而藐视对方；所写稿件应满腔热情地欢迎他改恶从善，回到人民队伍中来，而不能对他的谈话持半信半疑的态度，在行文中更不能用教训的口吻；稿件应按照溥仪的口述，以及被采访时的表情加以描述，而不能在遣词造句时继续使用批判的语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所写的访问记自然就不符合当时领导的要求。也就是说，我把当时的溥仪写得“太好”了 1959年底，我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正紧。中宣部以及新闻部门的领导同志要把好宣传这一关，不使宣传报道产生副作用，是可以理解的。常芝青总编辑亲自动手，字斟句酌地删改这篇稿件，其认真负责的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常芝青同志几乎用了十多天时间修改我的稿件，将大部分所谓美化溥仪的内容加以删除，稿件改得“体无完肤”，还增加了“我打断了他的话，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这类居高临下式的问句，以示记者的高度警惕性。稿件经过压缩后，只剩下XX年，今天回首我的原稿，不禁使我又一次忆及那次和溥仪的谈话情景。溥仪获释后，在新社会只活了8年，于1967年离开了人世。他的8年生活实践，印证了他当年对记者的谈话是诚恳、认真的，他并未有意无意间美化自己。他当年提供的一些史料，至今也还有参考价值。基于此，我愿将这篇未能见报的原稿捡出，发表于后，以公诸同好 附：感激人民的宽恕　决心向人民赎罪 ――被特赦的伪满州国战犯溥仪访问记 12月11日早晨，我们去访问最近被特赦释放的战犯、伪“满洲国”皇帝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