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斗争时期红色文化.docVIP

井冈山斗争时期红色文化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曾对他的警卫员龙开富说：“学会一个字，等于搬走一座山，学会10个字，就搬走了10座山，翻山越岭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其实，井冈山斗争时期像龙开富这样没有念过书的战士占到三分之二，后来一个个断文识字、著书立说，成为将军、学者和党的高级干部，这与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井冈山开始就在红军队伍中开展识字扫盲运动和文化读书活动分不开。这种人人参与的群众文化活动，具有开拓性、群众性、娱乐性和鲜明的时代性，我们称之为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红色文化。这种红色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一次走进军营、走向农村结出的硕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产生了伟大而深远的影响。撩开历史面纱，让我们去欣赏独具特色的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红色文化吧。 红色语言 翻开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朱德等上报给党中央的报告或发出的文告，我们会发现，它们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行文、报纸、电报的语言风格迥然不同。前者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语言简洁生动，通俗易懂，都是白话文；后者则代表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语言繁琐艰涩，半文半白，以文言文为主。这里各摘一篇文稿中的一段作个比较，其差异就一目了然。1928年1月《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第二条：“工农兵平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罢工的绝对自由，但对于剥削工农利益和危害本政府地位的反革命派剥夺此种自由。”1928年5月国民政府秘书处公文：“奉委座发下朱主席培德电陈赣省历受共祸并进剿情形。请转饬湘粤日会剿等情，函送查照，等由；当经电广东省政府及汉口程主席派兵会剿，并函复各在案。兹准广东省政府马代电开往，函请第八路总指挥部派兵会剿等语，相应函达。”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民国时报》以及上海的《申报》、天津的《大公报》等报纸刊登国民党军队“围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报道均采用了这种语言形式 毛泽东是杰出的语言大师，大俗大雅，是二十世纪初最先使用白话文著书立说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撰写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不仅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美文。他在1930年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这样描绘中国革命“星火燎原”的情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强调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要力求通俗易懂，杜绝生僻字、怪字。当时，每个连有5个宣传兵，每到一处就去印发宣传单、书写标语，为了避免书写不规范，冒取功劳，毛泽东特别要求宣传兵署上自己连队的番号以方便查对。有一次，一位战士在书写“打倒军阀政府”时，把“倒”横着写。毛泽东发现后，幽默地批评道：“军阀没有打就倒掉了，还要我们干嘛？字，一定要规规矩矩地写！”军委、前委、特委发布的文告，他要亲自修改，有时还亲自动手，要求文告既要表情达意，又要通俗易懂。他曾对前委秘书江华说：“我们的宣传对象是老百姓，是普通的士兵，不是大学问家，我们就要用老百姓的话来写文章，写标语。”如部队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都是一听就懂的语言。他帮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修改《临时政纲》时，把语句改得非常通俗，如“把不准虐待儿童”改为“不准打人打小孩”，把“废除买办婚姻”改为“讨老婆不要钱”，把“宗教界人士”改为“斋公斋婆、和尚尼姑”，等等 毛泽东还善于吸收地方方言到他的文告当中去，让老百姓理解文告内容的同时，还倍感亲切。在《告绿林弟兄书》中，毛泽东写道：“你们是一个活活泼泼的草泽英雄，千万不要上当受他们狗套的拘束。”“草泽”、“狗套”就是客家方言中常用的词。毛泽东还创造了许多具有鲜明时代性、人民性、共产党党性的词句。如“工农武装割据”、“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优待俘虏”、“人民当家作主”、“妇女翻身”等。这些词语言简意赅地宣传了党的主张，老百姓一听就懂 毛泽东等倡导实践的大众化、通俗化的文风，让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很快深入到人民中去，和老百姓融为一体，这是一般的政治家难以做到的 红色对联 对联，俗称对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专家考证，对联起源于古代蜀国国君孟昶的桃符题词“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此后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官员、文人墨客抒情赋志的重要形式，也是儿童启蒙教育的基本方式。对联有学联、寿联、挽联、婚联、自题联、馈赠联、楼堂庙宇的楹联，甚至还有哑对等多种类型。经过长期的发展，这种文学形式已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为中国人的文化符号。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红色对联内容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