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王谦同志那样共产党人.docVIP

做王谦同志那样共产党人XX年元旦前,我读了由张国祥同志送来的由他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王谦――一个省委书记的风雨征程》一书。这本40多万字、历时17年、从13个不同侧面写就的《王谦》,既有对王书记的访谈笔录,又有作者的记述加评说;既有详尽的历史资料,又有大背景和图片的映衬,以生动而流畅的语言、鲜活而厚重的史实,把王谦书记写得活灵活现、有血有肉、感人肺腑,将王谦这位省委书记的业绩、个性、思想、品格、作为、作风、遭遇一一呈现在人们面前 掩卷沉思,往事联翩。作为一个在王谦书记身边工作过的晚辈,我与他有过40多年的交往,抚今追昔,禁不住再一次为这位父辈老领导的历史业绩、高贵品格和革命情操所折服 王谦书记是一位刚正不阿、风骨峭峻的人。他炼就一身铮铮铁骨,无论在顺途与逆境的岁月当中,无论在生与死、公与私的考验面前,都一如既往,“初衷不改”,以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以自己真实和坚韧的高贵品格,以对祖国和人民的真情挚爱,以务实和求真的态度作风,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振兴和发达,奋力搏击、艰辛开拓,成就了一番不朽的革命业绩。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真正的人民公仆 王谦书记的风骨源于其家庭陶冶,更源于他丰富的革命经历。王谦书记是一位坚守信仰、忠贞马列的人。1936年11月21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比生命本身更重要。不论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还是在艰苦创业的建设时期;不论在身陷囹圄的“文革”岁月,还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忠贞马列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始终不渝。参加革命工作以后,他几乎没有过过自己的生日,但每逢入党纪念日这一天,不管在哪里都要庆祝他“人生道路上的新起点” 王谦书记是一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人。1958年“大跃进”时,各种所谓“高产卫星”争相竞放,但王谦书记坚持实事求是,不仅不信,还要想办法弄清真相,“揭人家的老底”。就连《人民日报》所报道的一些浮夸事情,他也绝不轻易让《山西日报》转载,再火上浇油、推波助澜。当时,有一个地方上报说亩产100多万斤红薯,王谦书记就是不信,他说,咱们把这100多万斤红薯埋进一亩地里,根据他们(指上报者)说的看看一亩地究竟能埋下多少。他就吩咐山西省农业厅长到山西农学院的农场地里试一试。试验之后,一亩地最多只埋下5万斤,而且都是密密麻麻的小红薯。类似这样的事情不少,实际上都是假的 在当时那种浮夸成风的大环境下,能够有这样的一份“坚守”实属不易。这份“坚守”,是王谦书记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负责,是长期分管农业工作,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智慧和经验的反映,是不顾个人得失、敢于维护真理的高尚品格的体现。就是因为这,1959年“反右倾”时,上面有人要抓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由于时任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力保,这顶“帽子”才没有给他戴成 王谦书记是一位心系百姓、热爱人民的人。早在1940年,日军对榆社进行大“扫荡”。作为榆社县委书记的王谦,目睹群众的悲惨遭遇,竟流下了愤怒而痛心的眼泪,并当即解下腰间的皮带,在上面写下了“报仇雪恨”四个字。67年以后的XX年,91岁高龄的王谦书记躺在病床上还谈及此事,可见人民群众的分量在他心中有多重,他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又是多么情深谊长 1962年5月18日,根据中央和华北局的要求,中共山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全省非农业人口年内要减至240万。如此严峻的形势之下,王谦书记被推上风口浪尖,分工管工业兼任省精简委员会主任,肩负起了万钧压力 一次会议上,当王谦书记讲到要下最大决心实现精简机构,完成减少职工的指标时,指着时任太原市委第一书记麻贵书说:“老麻,你是不是怕压得多了,当不成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书记?我什么也不怕,无非是压得多了,得罪一些人,一是在省党代会上,不投我的票,落选了,当不成这个省委书记;二是上街被人打了,甚至被打死。”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义不容辞,但对被压缩回乡的干部,职不及其家属,他的内疚之情同样让他心如刀绞、夜不能寐。他常常想,“把人家赶回农村去,在城市生活习惯了的他们,在农村地没地、房没房,咋生活呀!”甚至在“文革”中,他为此事曾多次作过自我检讨。直到XX年以后,按照中央指示,落实了有关政策,“62压”陆续返城复工时,才解除了他这块心病,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王谦书记是一位百折不挠、坚贞不屈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王谦书记被关押进“监狱”两年,先后被“造反派”批斗232次,有几次几乎被打死。他的坚贞不屈,不仅表现在面对“造反派”的拳脚相加,更表现在他能恪守“我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决不说谎”的原则立场 “文革”中被打倒后,在周总理的多次过问下,王谦书记方才被“解放”出来的时候,省支左办公室主任奉命去找他谈话,主要说了三点:一是,我们知道你是反对刘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