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领导山西新军历史经验.docVIP

共产党领导山西新军历史经验山西新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但创立初期它在建制上隶属于阎锡山的军队系统，形式上“戴着山西帽子”、“说着山西话”，领着阎锡山的军饷，拿着阎锡山的武器。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情形，所以共产党对新军的领导，同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领导相比，不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有许多不同，采取了许多特殊的办法和措施。这些办法和措施的有效运用和实施，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山西新军的绝对领导。 实行特殊的政治委员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对新军的领导 山西新军在建立之初，党中央和北方局就明确指出，要把这支部队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使这支部队从一开始就成为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为此，由薄一波建议，在山西新军中实行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委员制度。这种政治委员制度在本质上同八路军、新四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是相同的。由薄一波拟定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政治委员制度条例》明确规定：“政治委员为组织军队、政府派到部队中之全权代表，有直接处理部队中一切事宜之权；政治委员为部队之最高首长，团长及政治主任均受其领导；一切军事政治命令训令等，均由政治委员、团长、政治主任共同署名，上送报告同；政治委员遇必要时，在军事政治方面有单独发布命令之权。”《条例》中规定的政治委员在部队中拥有最高的权力，包括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权力。薄一波将这一条例提交阎锡山批准。当时的阎锡山急于借助共产党的力量帮他保卫山西，对于双方在抗战之初建立的统一战线还是比较支持和维护的。因此，对于《条例》并没有提过多的反对意见，只是希望各部队的政治委员都是山西籍人士，能够更好地显示新军是山西的部队，属于他指挥。这样，《政治委员制度条例》最终获得了阎锡山的批准和通过 在山西新军中实行这种特殊的政治委员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抗战初期阎锡山同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只是想利用共产党的力量帮助他“守土抗战”，保住他在山西的统治。到后来同意组建新军，也是因为晋绥旧军在日本人的进攻面前不堪一击，难以担负起保卫山西的重任。因此，组建一支新军“保卫桑梓”，也就成了阎锡山的当务之急。但他决不愿意看到山西新军在成立之后，由共产党掌握领导权。阎锡山为了控制和利用这支新军，想尽了各种办法。他向新军指派了许多旧军官担任各级军事主官，企图利用旧军官控制部队的领导权。以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在新军成立之后，就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部队建设方面，委员会的多数同志都在新军中担任了重要职务。新军的政治委员基本上都由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担任，他们对阎锡山的真实企图看得一清二楚。阎锡山派来的旧军官的存在，对新军的成长非常不利。对这股旧势力不加以打击和限制，党对新军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但是，同这股旧势力作斗争，必须有现实的制度作保障。《政治委员制度条例》适用于新军的各个部队，这就为党对山西新军的领导提供了合法的制度依据。这一《条例》的实施，能够从制度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在新军中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就同旧军队从根本上划清了界限，限制和打击了新军中顽固军官的反动气焰。例如，１９３８年五六月间，决死第一纵队纵队长鲁应麟、二总队总队长贾毓芝等一批旧军官，利用纵队政治委员薄一波不在部队的机会，命令决死一、二总队等强攻日军依靠坚固工事和重兵据守的临汾车站，阴谋假日军之手削弱以至消灭这支部队。一纵队政治主任牛佩琮、一总队政治主任周仲英等先后察觉了这一阴谋，向反动军官提出质问，并明确宣布拒绝执行没有政委签署的命令。薄一波接到报告后，立即电请阎锡山将鲁应麟撤职。在这种情况下，鲁应麟等旧军官不得不离开新军，政治工作人员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从新军成立开始，类似这样的斗争，在新军各个部队中时有发生，但由于实行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委员在军事、政治等方面都有最后决定权，任何命令如果没有政治委员的签署都是无效的。因此在同旧军官的斗争中，我党派遣的政治工作人员依靠这种政治委员制度的保障，能够经常取得胜利 到后来，阎锡山在抗日的道路上开始走下坡路，政治委员制度就成为他夺取新军领导权的最大障碍。在“十二月事变”前夕的“秋林会议”上，阎锡山开始想方设法取消在新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当时我党深切认识到，政治委员制度的存废问题是关系新军前途命运的大问题。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８日，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对决死队政治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没有政治委员就没有决死队”。以薄一波为代表参加秋林会议的新军各个部队的主要领导同志，坚决不同意撤消新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这样，阎锡山想通过取消政治委员制度，而不通过武力，就控制新军领导权的阴谋未能实现 在新军中建立党的组织，实现党对新军的直接领导 在山西新军中建立党组织，同在八路军、新四军中成立党组织的环境条件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八路军、新四军是由红军改编而来的，是共产党亲自缔造和直接领导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