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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发展和法治建设思考[摘 要] 从历史渊源看,人的发展与法治建设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是法治建设的基础和归宿,法治建设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法治建设要得到更好的发展,人的素质提高是其重要因素,只有人得到全面发展,法治建设才有很好的出路。也就是说,归根结底,人的发展是手段也是目的 [关键词] 人的发展 法治建设 密切关系 人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命题,是自人类诞生以来就面临的一个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P516),它是“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2](P294)。这就是说,人的发展其实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3](PXX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中,根据人从依附―独立―自由的演变过程,把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三大形态。他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品、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5](P104)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为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 第四,人的全面发展是法治建设的归宿。权力异化的人治不是法治建设的必然,不能保障人的全面发展。人治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统治。在政治领域中,人治总是以某种全能主义的权力来支配社会;在经济领域中,人治是一种超经济的行政权力垄断;在思想文化领域,人治本着一统、高压、封建、保守的原则,对社会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超强度控制。从实际效果来看,人治只不过是践踏人性的特权之治,人只能成为被利用的工具和被蹂躏的对象,人连被关怀的主题都谈不上,更不用说保障人的全面发展了。我们这里所提到的“人治”是“法治”过程中出现的异化,不是法治的必然。人治中的“法”变成了私人的“法”,变成了仅仅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法。我们所说的法治中的“法”是指代表所有“人”的利益的法,是“种的人”的法,是“类的人的法”,而不是异化后的“人治”中“个的人”。“人治”是异化了的“法治”,该过程中的人的发展是没有保证的,人治保证的是个别人的发展,不是人类的发展。因此,异化后的“人治”不是法治的必然,也不能保证人的全面发展 二、法治建设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第一,人的全面发展是法治建设的应然之为,法治建设应保障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法治建设应该保障人的安全。安全是人维持生命的第一需要。事实上,法就是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保障社会秩序的强制性行为规则而出现和存在的。正如恩格斯在论述国家的起源时说:“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在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6](P166)法也如同国家一样是基于阶级冲突,为保障秩序而产生的,法治则是为了更好地保障秩序,秩序法所保障的重要对象就是人类社会个人和群体的安全。另一方面,法治建设应该保障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自由是人的天性,人总是期望自由、追求自由。但人经常都得不到自由,生活在不自由之中,拿卢梭的话来说,就是“无所不在枷锁之中”。法认可自由,为自由确立范围,为自由提供保障,以自由为目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哪里的法律成为真正的法律,即实现了自由,哪里的法律就真正地实现了人的自由。”[7](P72)同样的,法治应该体现对自由的关怀 第二,法治不是对人的至尊和全面发展的否定,而恰恰是为了推动人的全面的发展。法治确实强调法的至上性,但不否定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如果把法的至上与人的至尊乃至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对立起来,就会把法治单纯看成是治人,从而导致这样一种结果:人类在关怀法的时候,忘却了关怀自己。事实上,在法治建设中,人不是法的对立面,人永远是目的,法永远是人的方式和手段。所以,将法视为人的方式和手段不仅不可以否定,而且还必须加以张扬,使其内化为人们的内在认识,自觉地运用法律来服务于人。确立法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绝不能以贬低人的地位为代价,相反,在法治条件下,人的价值更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人的潜能更能得到充分的拓展。法治无论作为一种制度方式,还是作为一种信念存在,都是人类自我完善的需要,从根本上讲是对人类关怀的一种方式,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