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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群体身份表征的积极话语分析 尚培培 20151100293 目前话语分析大多注重权势话语和精英话语，而对弱势群体的话语、声音关注不够。 正如施旭所言，我们的话语研究可以探索社会弱势群体的心声，揭露话语中的歧视，提出更公正的话语形式。为此，本文在角色表征和积极话语分析理论框架下，结合多模态语篇分析，以报刊、网络和电视媒体有关弱势群体的语篇为语料探讨话语和谐、人际和谐与角色表征的关联性，提出和谐的语言符号资源成为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精神推动力。 理论框架 角色表征：它把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概念化，指的是与具体社会身份相关的权利和责任，即基于某些特定的社会标准的范畴或典型化，如职业、亲属关系、年龄、教育程度、宗教或政治信仰、收入、国籍等。 理论框架 积极话语分析（PDA）是Martin(2004) 在针对批评话语分析存在不足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批评话语分析通过对大众语篇的批评分析，揭示语篇所体现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权力控制等不平等现象，指导读者批评性地阅读，对现有社会制度是解构性的。这种方法和动机在有些语言学家看来过于消极。 Martin主张话语分析应该采取积极友好的态度。朱永生认为这种积极友好的态度，不仅适用于自己和自己一方的人，而且适用于自己的对立一方，其目标在于朝着“和平语言学”(peace linguistics)的远大目标努力，建立一个宽松、和谐、共处的人类社会。与批评话语分析相比，积极话语分析更注重社团精神，注意选用包含弱势群体声音的语篇。 按照Martin的观点, 积极话语分析并非一味地赞扬社会中掌握权力的阶层话语, 相反, 其重点是协调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关系, “关注人民如何不经过斗争重新分配社会权力从而达到团结一致” , 使双方关系和谐, 使社会和谐、有序地进步。CDA和 PDA它们在理论上是互补的, 犹如万物中的阴阳一样。 下面我们试图从两个方面探讨当今中国媒体对弱势群体角色的表征：报刊网络媒体的歧视性话语表征以及民生电视节目中对弱势群体公正和谐的话语表征。 一、报刊网络媒体弱势群体角色的歧视性话语表征 （一）和谐新闻报道中的某些不和谐声音。 如“羊城百姓普享公共文化福利”（《广州日报》）报道有关广州市如何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文化活动，其中一节报道“外来工同享公共文化服务”，我们发现的角色表征有“广州人”、“市民”、“外来工”、“外来务工人员”等。“外来工”与“广州市民”把人分为他者／另类与我们，“他们”进入不了城市的圈子，是城市的局外人，这显然与全文的主旋律不太协调。 （二）遭鄙视与歧视的“打工仔”。在下面的报道里，不同语篇语境中“打工仔”带有不同的含义和态度。“打工仔”的字眼出现在一些灾难性报道中。 （三）对某些职业的歧视。以下报道涉及许多都市底层弱势群体所从事的职业，如“拾荒者、三轮车夫、占道经营超线摆卖者、蹬三轮的、厨子、掏粪工”，带有明显的歧视性。 例如：享受消失的味道——《吃主儿》的故事：许多初识王先生的同事，如果不告诉他，王先生是学者，他绝对把王先生当成蹬三轮的，或者是哪家馆的厨子。（《深圳商报》） （四）对农民工、外地人的歧视。“农民工”这种称呼是通过对进城打工者原有身份的强调，强化和维护一种二元对立、不平等现实。新闻媒体常用“外地人”、“外来工”来表征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这种二分法强化了将弱势群体视为“他者／他们”的观念，使他们成为与“我们”不同的一类，折射出城市对这一群体的根本态度。 例：外来人员多，市郊交界处公交站牌频失窃：近一时期，本市公交站牌、站杆被盗现象较为严重，造成市民和来沪人员乘车不便。公交站牌、站杆的失窃，从地理位置上分析，主要发生在外来务工人员居住较为集中的地区，以及离中心城区较远的偏僻地区（《新民晚报》） （五）对身体和精神疾病的歧视。口头上人们把重症精神病患者称为“武疯子”，但这种表征也上了媒体新闻标题，如“武疯子”伤人该谁管？（央视国际）、“武疯子”持刀入室　女子逃生受困（《长江日报》）。 以上角色表征都是消极、负面的，这些鄙视、丑化人的生理缺陷和工作岗位属性的话语行为都不利于和谐人际关系和社会的建设，对弱势群体带成见的负面消极表征对大众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影响整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态度和行为，这样导致各类弱势群体的生存境况更加糟糕。 二、民生电视新闻中对弱势群体公正和谐的话语表征 到目前为止, 积极话语分析主要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特别是评价理论为研究方法, 也重视多模式话语分析。多模态话语指任何由一种以上的符号编码实现意义的话语。我们处于一个多模式话语的时代, 语言与图象、动画、声音、图表、颜色、编排、身体语言等多模式并存, 而多模式互动产生更完整的意义。 电视新闻是一种多模态话语形式，包括语言、图像、声音、手势语等多种意义表达，其社会角色表征形式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