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富士康案例分析.ppt

* * 1、这12例跳楼自杀事件共导致10人死亡，2人重伤。从时间上看，第一例跳楼自杀案，即孙丹勇之死，可能对后来的跳楼自杀案件有相当的影响。由于孙丹勇的死因一度被外界质疑，媒体对该案的报道出现了密集、细致、猜测的倾向。我们还可以看到，第一例跳楼自杀事件与第2例的间隔时间不到半年；第2例与第3例的间隔为47天；第3例与第4例的间隔为6天；第4例与第5例的间隔是12天；第5例与第6例的间隔是8天；第6例与第7例的间隔是仅1天；第7例与第8例的间隔是29天；第8例与第9例的间隔是5天；第9例与第10例的间隔是3天；第10例与第11例的间隔是7天；第11例与第12例的间隔是4天。总体看来，低于10天的间隔时间之案例一共有8个。 （一）对2009年7月16日-2010年5月25日发生的12个案例的分析 * * 2、我们从以上日期应该看到一个“聚集型自杀”现象。这种集聚在空间上也十分明显。据了解，富士康在中国大陆有14个分公司或工厂区，分布在武汉、昆山、太原、沈阳、钱塘、南京、营口、常熟、松江、潍坊、淮安、烟台、秦皇岛、深圳观澜厂和深圳龙华厂。而这12个跳楼自杀案例均发生在该公司的深圳的观澜河龙华两个厂区，即在空间意义上也出现集聚现象。根据香港、日本、法国、美国有关集聚型自杀的研究，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效仿行为，即所谓“copycat effect”。另外值得注意，在这12个自杀案例中，选择厂房作为自杀地点的工人仅有1例，在厂外宿舍或租房地点的自杀事件有4例，其余均发生在厂内宿舍。 * * 3、从性别上看，这12个案例的男女比例为8:4；从年龄上看，最小17岁，最大28岁，平均21.3岁；12人中已知具有本科学历者共2人，其他人的学历都低于本科并作为普通工人上班。这可能表明，在富士康的深圳厂区，自杀风险较高的人群是年龄偏小、学历偏低的普通工人，同时以男性工人为主。 * * 4、从适应性问题来看，12名自杀者从入职到自杀的间隔时间最短为29天，最长为560天，平均为219.5天，其中一半在职时间不到6个月。这可能说明新工人的自杀倾向最强，其中可能有新环境下工作和生活不适应的问题 * * 5、从管理手段上看，富士康公司在深圳的工人离职率至少在5%以上，所以这个在深圳有四十多万人的加工基地要不断招聘大量新工人，而公司在培养新工人的过程中出现了失误，即没有提供合适的、针对工厂流水线工作和工厂集体生活的环境适应训练。这就如同将新兵不经过新兵营训练就送到正式军队一样不妥。这里所说的适应力训练不仅针对技能，而且还应包括对生活方式转变的适应和心理调整。中国科学院在2010年年初对深圳8家企业的员工抗逆性调查中已经发现富士康公司员工的抗逆能力最差，但没有解释为什么如此。我们认为，这与富士康公司工人离职率较高和公司急于将大批新工人送上流水线的做法有一定关联。 此外，从员工的来源看，大部分来自河南、湖南、湖北等省市，离开家乡外出打工，身边缺乏社会支持系统，遇到生活中的困境很容易出现适应问题。而企业在新员工上岗前也没有团队建设方面的培训。 * * 6、从情绪和精神健康的角度看，这12个案例中至少有一半的人出现过严重的情绪波动，另外还有几人或有一定程度的精神困扰或家族精神病史。据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我国著名精神科专家肖水源介绍，他在深圳检查这些案例后认为有一半自杀者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疾患。但如果工厂提早重视工人的精神健康和情绪波动问题，这些人的自杀就有很大的可能被避免，因为有组织的同伴教育、相互关爱的风气以及有效的心理辅导在自杀预防问题上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此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12例案件中有9例发生在夜间和凌晨。与这个现象相关的具体问题仅可猜测，有可能与加班后的身心疲劳有一定关联。富士康在深圳的厂区宿舍有很多高楼，凉台栏杆过低也是一个附加的危险因素。 * * 7、从总结教训的视角来看，媒体报道可能对自杀在时空意义上的集聚有着相当的影响。发生在2009年7月的孙丹勇事件是富士康公司职工连续跳楼自杀的首例。新闻媒体对该事件的大面积报道，对孙丹勇的死亡过程、跳楼原因、跳楼的楼层及抚恤金数额给予了细节性描述，受到该公司工人的广泛关注。发生在2010年1月23日的马向前之死也受到新闻媒体的强烈关注。其主要原因是马向前的家属坚持认定马向前之死属于他杀所致。虽然公安部门没有找到他杀的证据，但家属的说法引发了媒体的极度兴奋，也导致了工厂领导和公安部门认定马向前之死属于自杀的说法在新闻报告中不断地被重复。媒体报道被富士康在深圳厂区的员工之沮丧情绪和恐慌的传染和蔓延所伴随。例如，一位热线接线员说，她在5月26日上午4个小时内，平均每4-5分钟就要处理一个求助电话。 * * 8、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推测，媒体对这两个自杀事件的报道可能导致了一定的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