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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我国初期我国共产党对私营金融业政策浅探［摘 要］ 新中国初期党对私营金融业政策大体经过了整顿与管理、调整与引导及全行业合营三个阶段。党采取这一政策的理论依据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理论，现实依据是私营金融业不能适应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和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的需要以及国有银行主体地位的确立 ［关键词］ 新中国初期 党对私营金融业政策 依据演变历程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一直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新中国初期，即1949到1952年，党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了利用和限制的政策。而对其组成部分之一的私营金融业却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本文将这一政策的依据和演进历程进行深入探讨 一、新中国初期党对私营金融业政策的依据 （一）理论依据 新中国初期，党对私营金融业的改造政策既深受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 关于金融问题，列宁曾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形态》一书中指出：“生产与资本集中发展至极限，制造出独占体制对人们的经济活动扮演着决定者的角色”，“银行资本及其创造出来的信用与产业资本结合，用这个金融资本为基础建立一个金融独裁体制”。［1］P34以此为据，十月革命后苏俄逐步将所有的银行与其他的金融机构接收合并，建立起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公有制银行组成的金融体制。这种体制在苏联最初的发展中，确也起到了积极作用。新中国初期，党对私营金融业的管理经验缺乏，苏联的经验自然也就被借鉴过来了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道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2］P678―6791948年9月，张闻天在东北局向中央上报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提出了对私人资本主义“利用和限制”的思想。毛泽东在审阅提纲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而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争是经常不断的。”［3］P177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4］P1431他还进一步指出：“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4］P1432中国共产党对私人资本主义的限制政策是私营金融业政策的理论指导 （二）现实依据 一方面，私营金融业畸形繁荣，积弊太深，不能适应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和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的需要。首先，数量过多，超出社会需要。“敌占区上海私营行庄战前60家，1945年曾达4XX年12月1日，人民银行成立。“到1949年底，全国分支机构，经初步计算约为1400处，工作干部，全行已达五万人以上。”［5］与此同时，在人民银行的领导下，根据业务需要，将接管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分别改组成为办理国际清算的外汇银行和专门经营工矿交通事业长期投资的实业银行。对国民党政府在国内开办的官僚资本银行也进行了改组接收。1950年3月，国家实行了财政统一的政策，一切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现金除留少数备用外，全部存入国家银行。同时规定，他们之间的资金往来要通过人民银行进行划拨转帐。1950年底，国政务院又颁布了《关于实施货币管理的决定》，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国营企事业和供销合作社现金的集中管理。再加上吸纳私人存款，国有银行主体地位的确立了起来 二、新中国初期党对私营金融业政策的演进历程 新中国初期，党对私营金融业的政策大体经过了整顿与管理、调整与引导及全行业合营三个阶段 （一）整顿与管理 解放后，党和政府根据私营金融业的具体情况立即采取措施，对其进行清理整顿、加强行政管理。1949年，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各地人民政府先后颁布了私营金融业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了私营金融业的业务范围、资本额标准、缴存存款准备金和付现金的比例，以及违反管理办法的处理等。如华东区规定，私营行庄不得经营“收买或承押本行庄之股票；不得购买非营业所必需之不动产；不得兼营商业囤积货物或代客买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