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传播新知蔡元培和张元济.docVIP

毕生传播新知蔡元培和张元济在社会转型、思想激荡的大时代里，总会有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在时代之“已然”中觉悟，进而作“何然”之究问和“宜然”之选择，成为自觉担当时代责任的社会精英和民族脊梁。被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和中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奠基人张元济，就是其中的翘楚。 传播西学的封建翰林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孑民，张元济（1867―1959）字筱济、号菊生。他们是浙江同乡，同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乡试举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殿试进士，光绪二十年（1894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又同朝为官。蔡任翰林院编修，张是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 虽然都是儒学深厚的封建翰林，但蔡元培“是位极能接受新意见、新思想的现代人物”（胡适语）；张元济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他们都具有适应时代，甚至超越时代的文化态度和进步思想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廷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局面，一批开明人士便主张引进西学，开办新学，启发民智，挽救民族于危亡。张元济在1896年创办通艺学堂，并开始学英语，了解西方的现代教育、铁路、采矿、电报、法律等“实用”知识。1894年秋天，蔡元培乞假回乡1年，广泛涉猎译新知著作，包括《日本史略》、《盛世危言》、《读西学书法》、《游俄汇编》、《代数难题》等。1898年8月，蔡元培还筹设东文书社，学习日文，因为他认为日文易速成，并且重要的西文著作都有日文译本，只要通日文就可博览西学书籍。据蔡元培日记载，在1894年至1899年的6年里，他所读西学图书达100多种 1898年的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蔡元培认为是“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张元济也认为：“任何政治改革强加于冷漠、毫无生气和愚昧无知的大众，必然毫无结果。”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路既已被封堵关闭，张元济、蔡元培等便脱离传统人士致仕旧轨，由朝入野，寄希望于自下而上逐步改良教育、培养人才、转变风气 张元济因参与变法而被“革职永不叙用”。1898年10月，他来到“新学枢纽之所”上海，次年应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督办盛宣怀之聘，担任译书院主事（院长），1901年任南洋公学代总理（校长）。蔡元培也离开绍兴中西学堂，应邀担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这一年10月，两人还创办了《外交报》，介绍各国对华的政策和国际事务，批评清政府外交上的腐败 由于厌恶南洋公学中严重的官场习气，张元济在1902年春辞职，应夏瑞芳邀请进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输入国外先进的文化思想、推进社会变革，是张元济从维新变法时就产生的思想，掌握商务印书馆编译大权后，他更是义不容辞传播新文化，先后组织出版了严复翻译的亚当商业丛书》、《战史丛书》等介绍西方情况的丛书。1914年前后，张元济曾出访美、英、法、德等欧美国家，考察他们的出版事业。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半个世纪，推动商务印书馆实现了由印刷工厂到出版业巨子的蜕变。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一文中这样评价张元济：“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 1902年秋天，蔡元培因为支持南洋公学的退学风潮，愤然离开。此后他转而瞩目西方，先后6次到国外留学和考察，留居德、法等国近12年，广泛研究西方文化，介绍求知重理、提倡科学、追求进步等理念，撰写《伦理学原理》、《哲学大纲》、《妖怪学讲义总论》等著作，还邀请著名学者杜威、罗素到中国讲学,认为应该“善于吸收和消化西方文明”，“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生一种新文化”，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罗家伦在《伟大与崇高――敬献于吾师蔡先生之灵》一文中誉之：“凝结中国固有文化的精英，采撷西洋文化的优美，联合哲学、美学、科学于一身，使先生的事业，不特继往，而且开来。” 教育救国与出版救国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优秀传统，当中华民族受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时，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便积极寻求救国救民之道 蔡元培是教育救国论的实践者。1898年“戊戌政变”的发生，他“知清廷之不足为，革命之不可已，乃浩然弃官归里，主持教育，以启发民智”。1902年，他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蔡元培的现代教育理念形成于其留德期间，揭示于教育总长席上，实施于北大校长任上 1906年冬，蔡元培以翰林身份申请出国留学时，本着“取法乎上”的原则，坚持“前往德国，专修文科之学，并研究教育原理及彼国现代教育之状况，至少以五年为期。冀归国以后，或能效壤流之助于教育界”。留德4年，蔡元培先后在柏林、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美学、文化史、文明史和民族学，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