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侨领庄希泉和庄炎林.docVIP

父子侨领庄希泉和庄炎林庄炎林和父亲庄希泉都是归侨革命者，也都是致力为祖国架金桥的侨领。庄希泉是著名爱国侨领、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副主席。庄炎林是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父子俩先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华侨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并分别任过全国侨联第二、第四届主席，在侨界传为佳话 祖籍安溪县龙门镇的庄炎林，１９２１年出生于上海。他童年和少年时跟随父母在上海、厦门等地奔波。庄炎林耳濡目染父亲庄希泉和母亲余佩皋的爱国革命行为，牢记父亲“永爱中华，此志不渝”的教导，很早就立下报国之志。１９３８年，年仅１６岁的庄炎林参加革命，从事抗日救亡活动。１９４０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期间，庄炎林在广西、广东搞地下工作，参加游击战争。１９４２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本占领，抗战进入最艰难的时期，庄希泉从香港转移到广西，以华侨身份掩护地下党员开展工作。当时中共广西地下组织遭到破坏，陷入困境。为了帮助地下党度过难关，庄希泉、庄炎林父子请示广西省委并征得同意，带领几个同志跋山涉水，冲破重重封锁，到达澳门，再由庄炎林等三人冒险潜入沦陷的香港，运出并变卖家产，所得资金悉数捐作党的活动经费，而庄希泉父子却勤俭节约，过着清贫的生活 抗战胜利后，庄炎林由党组织调往上海，先后任上海《华侨通讯社》记者、上海《经济周报》编辑、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秘书处负责人和地下党报《上海人民报》总编辑 上海解放后，庄炎林接受中共华东局组织部长、福建省委书记张鼎承的任务，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上海知识青年随军南下服务团招生办主任，负责招收上海知识青年及学生，从中选拔２５００多人组成南下服务团，随军南下解放福建。建国后，庄炎林历任福建省青年联合会主席、青年团福建省委书记、中共福建省委文教部和宣传部副部长、闽江水电工程局党委第一书记、南平地委书记、福建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十年动乱”期间，庄炎林惨遭诬陷、打击迫害，１９７０年“解放”后被下放到闽北邵武县山区“插队落户”。１９７２年调晋江工作。１９７４年调对外经济联络部，被派出国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坦桑尼亚经济代表，负责我国援建长达１９６８公里的坦赞铁路等几十个经济援建项目。经援最高峰时在场的中国专家和技工多达１６０００多人。由于环境艰苦，疾病流行，又缺医少药，我援建人员中有１００多位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庄炎林怀着一颗为国争光的赤子之心，咬紧牙关，带领一批又一批援建人员，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历经三年多时间，坚持到胜利完成任务才回国复命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伊始，庄炎林任刚成立的中国旅游总局副局长兼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副总经理。封闭多年的国门一打开，探亲者、旅游者潮涌而来。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接待能力都有限、服务设施陈旧、经营管理落后，一些华侨和港澳同胞到桂林旅游，饭店爆满，只好打地铺，他们写了打油诗：“桂林山水甲天下，我来桂林睡地上。” 为了摆脱困境，开创旅游事业的新局面，党中央、国务院成立了由副总理谷牧、陈慕华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为组长的“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中国旅游总局局长卢绪章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副局长庄炎林兼任常务副主任，具体负责这项工作 出生于华侨家庭且在华侨华人中颇有威望的庄炎林，很快找到一个理想的投资者，他是美籍华人建筑师，是廖公（承志）的远亲陈宣远。陈拟与我方合作，在北京建国门外建一座具有国际水平的旅游饭店，条件是：全部资金由陈筹集，分别作为双方投资（中方占５１％），双方共同建造与经营，收入按投资比例分成，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合资１０年后还清本息，由中方以一美元购得全部所有权。可是这对中方十分有利的合作条件，在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指责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人说这是“卖国主义” 这件事惊动了中南海。有关文件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和正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共１６人圈阅批示之后，建国饭店才得以作为中外合资的试点企业，于１９８０年６月正式破土动工兴建。期间工程还遭到一些人的干扰，工地篱笆被拆掉，混凝土搅拌机被推倒，经打报告给邓小平，小平批示：“有理也不得取闹，何况无理。”才得以解决 建国饭店开业后，北京市旅游局认为第一年至少亏损１００万元，而庄炎林和陈宣远则认为至少盈利１００万元。结果第一年盈利１５０万元，第二年盈利４００多万元，第三年盈利８００多万元，第四年盈利１５００多万元，不到五年还清本息，十年所创的利税等于建国饭店投资的７．６倍。国务院发出文件，号召全国旅游饭店的管理服务学“建国”，建国饭店成为中外合资饭店的“样板” 新加坡籍华人企业家罗新权，为实现父母遗愿，拟在北京投巨资建造一座亚洲规模最大，集旅游饭店、公寓、办公楼、超级市场、体育俱乐部、幼儿园、国际学校等设施为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