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和知识分子相知情深.doc

陈毅和知识分子相知情深 陈毅素有儒将之誉，著名诗人柳亚子有诗赞他“兼资文武此全才”。他既是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又是豪放的诗人、儒雅的文化人 他出任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市长，是由邓小平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议、并同毛泽东一起征求了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等人的意见后定下来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陈毅调到中央工作，兼任外交部长，是分管科学文化工作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与知识分子交往交朋友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内容 知识分子愿与他交往，愿与他促膝谈心，因为他是一位求知若渴之人，懂得尊重人 陈毅的好学闻名遐迩，战争年代，他的随身行囊主要是书。任上海市市长后，工作之余，他常独自上街逛旧书店，不仅自己爱淘书，还要求图书馆、博物馆收藏善本古籍。他很少题词，但把上海跑马厅改建成“上海图书馆”后，馆名是他主动题写的。到北京工作后，他是琉璃厂的常客，对许多专业问题有独到的研究，如对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见解，令专家折服。对唐诗中李白杜甫白居易三大家，古典文学专家各有偏爱，陈毅则指出：“不可乐此恶彼”，因为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这便构成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 上海解放时，周恩来说，上海不仅在工业、商业方面占了全国总量的一半，人文荟萃，文教事业上也是“半壁江山”。由此可见，上海工作对于稳定全国，对于中共工作中心转入城市有着举足轻重的示范效用。“进入上海，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大难关。”但毛泽东确信陈毅能与上海的知识分子打好交道，能打开上海工作的局面。陈毅高度重视上海工作局面，在四大接管系统中，他亲任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并经中央同意，专门从香港调回熟悉城市工作、文化工作的潘汉年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调回中共老资格的经济学者许涤新协助曾山处理经济工作，调回中央的文化工作者、作家夏衍任负责实际工作的文化接管委员会副主任。他告诉夏衍，要教育我们的干部与上海知识分子打交道，“不要急躁，更不得粗暴”，一定要“礼贤下士”，有事要一一亲自登门，千万不要一个电话打过去，叫人家到机关来谈事 陈毅说，与知识分子相处，要懂得一个基本的道理，“我们尊重他们，他们才会尊重我们”。上海解放并成功接管后，陈毅指示夏衍筹备一个他以上海市长身份与上海文化界座谈的出席者名单。夏衍感到很为难，一时吃不准该请谁，不该请谁，加上以前在上海工作时，总有亲者，有疏者，怕他来定名单会引起矛盾，索性搞了个范围很广的名单，意思是让陈毅来筛选。陈毅看了后，把常务副市长潘汉年找来作进一步商量，不仅没有删名单，而且对名单进行了充分研究和细致的增补。他说，范围广点好，都要请嘛！他语重心长地对夏衍说：“这是我第一次与上海文化界见面，要讲讲党的政策，让大家安心工作，所以要记住团结面越宽越好。你们这些老上海要胸襟宽大，不要因为过去有过什么思想上、感情上的纠葛而抱成见，过去他骂过你一句你嘘过他一声，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千万不要因为你们做了当权派，就可以报一箭之仇。凡愿意为新中国服务的，一律要团结，社会上地位相同的人，请了这个不请那个人家就会生气，这就是古话说的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照顾到。” 就在这次会议上，陈毅与知识分子交心说：“我这个共产党人，不是天生的，我也算是知识分子出身。我翻译过波特莱尔的诗，写过小说、诗文。我个人的改变就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头是地主出身，信孔夫子那一套，后来接受了新思想，改信了德先生、赛先生，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最后，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经过矛盾、消沉、碰壁，才选择了革命的道路，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这几步我走得都不容易，有别人推动，也有环境的逼迫。” 这次会议，使上海的知识分子对陈毅有了深刻了解，被他的魅力所吸引，许多人成了不折不扣的陈毅迷，夏衍也叹服陈毅为人的真诚。陈毅对夏衍说：“有人把上海的接管概括为接、管、清、改四个字，就是先接后管，然后再清理、改造，这个秩序一般来说是可以的，但在文化界，我看清和改特别要慎重，不要图快，更不要性急，急了就会出毛病，误大事。做统战工作，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先要交朋友、谈心，让他们敢讲真心话，不入耳之言也要听，骂也不要紧，可怕的是他们有话不讲，放在心里，形成怨结。” 团结面要宽。陈毅对这项工作抓得毫不含糊，决不是嘴上说说，做姿态给人看。善交朋友，这是陈毅赢得知识分子敬佩的奥妙 上海市设立文史馆、参事室，刚开始，市政府秘书只准备给文史馆３０个名额，参事室３４个名额。陈毅得知后，要秘书长都在后面加个零，扩大名额。秘书长感到难办，对陈毅说：“上哪儿去找那么多人呢？”陈毅要他让下面各区统战部报名单。结果各区统战部迟迟报不上来，一问，回答不是这个不合条件，就是那个有历史问题。陈毅恼火了，拍桌子说：“你们这些人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还把段祺瑞一家养起来哩！怎么会没有人呢？上海三教九流，遗老遗少，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