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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看邹韬奋及《生活》周刊【摘要】邹韬奋从1926年接任《生活》周刊主编到1933年12月《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查封，《生活》周刊一直是守望社会，服务大众的舆论阵地。怀着对职业理想的追求，从社会责任意识到大众的舆论阵地，从服务精神到受众自由，从独立的报格到社会角色的确立，邹韬奋及《生活》周刊演绎着具有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公共服务者角色 【关键词】邹韬奋 《生活》周刊 新闻专业主义 一、职业理想的追求――新闻职业精神的萌芽 《生活》周刊于1925年10月11日创刊。作为一份指导职业教育的机关刊物，最初的《生活》周刊主要是赠送给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社员和教育机关，社会影响不大。1926年10月主编王志莘离开了《生活》周刊，邹韬奋接任刊物的主编，从此《生活》周刊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大众的视野 《生活》周刊初创时的条件非常艰苦，三张办公桌就把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塞得满满的，几乎没有转身之地。连邹韬奋在内一共只有两个半职员从事具体工作，除了邹韬奋外就是负责经营与广告的徐伯昕和兼职会计孙梦旦。同时，因为稿费较低，约稿存在困难。于是每期的稿件大半都是邹韬奋自己撰写，他把搜集来的各种材料分类排列，编写成文章，以各种不同的笔名发表 条件虽然艰苦，《生活》周刊对于邹韬奋而言更多是对职业理想的追求，而并非谋生的手段。后来虽然《生活》周刊的发行量增加了，但邹韬奋的工资甚至比接办《生活》周刊时还减少了几十元。刊物的盈余都用在发展事业上。比如给刊物增加页码，增加画页，发行增刊等等。即使在物价上涨，纸价上升，刊物的成本大大提高的情况下，刊物也是尽量不提价，而是通过增加广告的收入来弥补亏空。后来由于国民党政府禁邮、禁运，刊物的经济收入受到很大的影响，邹韬奋宁可自己带头每月减薪50元，也不提高刊物的售价 邹韬奋在《的创办经过和发展计划》一文中说到：“我在民国十五年至二十二年间，在上海编辑《生活》周刊，颇得国内外读者的嘉许，在七年中间，销数从二三千份增加到十五万份。我生平并无任何野心，我不想做资本家，不想做大官，更不想做报业大王。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要创办一种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做口舌的刊物。”① 对职业理想的追求，对社会的责任意识和强调服务大众的自觉态度正是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内化，而对职业理想的追求是邹韬奋新闻职业精神的萌芽 二、专业主义精神的公共服务者――新闻专业主义的践行 邹韬奋在《我们的立场》中表明了《生活》周刊的立场：“至第四年起，经济与管理方面均完全独立，幸得创办者之绝对信任，记者乃得以公正独立的精神，独来独往的态度，不受任何个人任何团体的牵制……依最近的趋势，材料内容尤以时事为中心，希望用新闻学的眼光，为中国造成一种言论公正评述精当的周刊……”。② 1、从社会责任意识到大众的舆论阵地 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后，对刊物的内容进行了革新。根据读者和社会需要，不断改变编辑方针。开始时，由于《生活》周刊的主要受众是青年，因此，邹韬奋偏重于发表一些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方面的文章。但是随着社会形势的转变和人们思想发展的需要，《生活》周刊开始关注并讨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他把《生活》周刊的重点转移到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上来 1931年5月，日本军阀制造了枪击中国农民的“万宝山事件”和屠杀旅韩华侨的事件。邹韬奋获悉后在《生活》周刊上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和日本必然侵略中国的阴谋。他在《全民族的生死关头》中疾呼：“万宝山及朝鲜排华惨案，实为日本积极侵略中国的一部分表现……”③“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邹韬奋立即在9月26日的《生活》周刊上作了报道，并一口气写了《应彻底明了国难的真相》《唯一可能的民众实力》《一致的严厉监督》《对全国学生贡献的一点意见》等四篇“小言论”，认为：“全国同胞对此国难，人人应视为与己身有切肤之痛，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④另外，邹韬奋还刊登了“九一八”发生后来自沈阳、长春等地的系列报道，揭露了日本军阀在东北烧杀抢掠的滔天罪行。针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生活》周刊接连发表了《宁死不屈的保护国权》《战与不战的问题》等言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上海的学生罢课举行示威游行，并派代表到南京请愿。蒋介石却声称：“学生之职在于求学”。某些大学教授发表《告学生书》，要求学生致力于救国之知识准备等等。对此，邹韬奋发表了《谁都没有责备请愿学生的资格》一文，他说：“记者承认学生之职，在于求学，但军人不能保卫国土，反而奉送国土，官吏不能整顿国政，反而腐败国政，使青年不能得到可以安心求学的环境，这是谁的责任？”⑤1990年11月，著名记者赵浩生在回忆邹韬奋对他的影响时说：“每期《生活》周刊在学校饭厅门前的地摊上出现时，同学们都一改拥进饭厅去占座抢馒头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