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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间合作与东亚区域主义摘要区域间合作以其特有的区域效用在东亚区域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条件下运行的东亚区域主义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自身特征,包括东盟主导、弱制度运行,政府驱动、公民社会跟进,软安全优先、多领域推进,进程导向、奉行渐进主义等。当然,这也滋生了一些难以祛除的自身缺陷,如内聚力不足、外倾性明显,大国作用不足、中小国作用明显,“硬力量”不足、“软力量”明显等。就此,东亚地区主义陷入排他性和开放性之间的“两难选择” 关键词区域间合作 跨区域安排 东盟 10+3机制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XX年启动的东亚峰会。东亚国家也逐渐在东亚与外部区域的“集团对集团”的集体对话(如APEC、亚欧会议进程等)和跨区域合作(如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东北亚安全对话会等)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并开始主动倡导和积极推动一些新的区域间合作机制的构建,主要包括东亚-拉美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 具体说来,这些区域间合作机制对东亚区域主义的积极效用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1. 共同制度建设。这些区域间合作在不同程度上创造着以东亚区域或次区域安全为核心指向的新的区域间制度:既有各种固定的高峰会议、部长会议与高官会议及其所颁布的各种声明、宣言和行动计划等,也有各种政府间的合作协定及公民社会论坛等对话机制。这些区域间制度安排已经形成了一种管理区域间关系的新的政策工具,就此在东亚国家、东亚区域和全球之间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互动层次。如东盟区域论坛和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已分别成为目前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区域惟一的官方多边安全对话机制和最重要的第二轨道安全对话机制。而东北亚合作对话会和“六方会谈”成为以东北亚次区域安全为核心指向的“前机制性”的跨区域安全合作会议。更重要的是,在东亚尚无自己的区域合作框架的情况下,由东亚国家集体参加的区域间集体对话机制就成为其领导人会晤并“培育合作默契”的重要平台。比如,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最初建议启动亚欧首脑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强化亚洲的区域主义。实际上,亚欧会议进程已成为东亚实质性区域联合的“催化剂”,如“10+3”机制的启动。[3] 而“10+3”机制不但孕育了东北亚次区域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进而推动三国最终启动了“10+3”框架外独立的领导人会议机制和外长等高官会议机制,而且推动了首个以“东亚”命名的区域对话与合作机制――“东亚峰会”的启动 2. 设置议题与共有规范建构。东亚国家和东盟在这些区域间合作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赋予其设置议题和构建共有规范的独特身份。这在作为各国核心关注的安全合作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东盟设置议题的过程既是“东盟规范”和“东盟方式”外溢而区域化的过程,也是区域间大多边合作所形成的特定的制度与规范“内溢”而地方化的过程。这两种内外互通、互动与互构的过程引导着这些区域间合作最终朝着有利于东盟国家的方向发展。以东盟区域论坛为例,东盟通过鼓励论坛成员国参加《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使该条约所规定的“行为准则”成为该论坛的冲突解决机制的指导性原则,并作为亚太区域信任建设措施和预防性外交的重要基础;而该论坛的信任建设措施和预防性外交所形成的规范、规则,又成为东盟区域安全合作中相关规范、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XX年8月,印尼总统苏西洛在一次发言中指出,东盟区域论坛、东盟+3和东亚峰会“这三个进程需要东盟处于主导地位,首先是因为正是东盟给予它们政治内聚力。如果没有这种内聚力,它们就很难在集体的基础上运作。其次,东盟需要处于主导地位是因为这些紧密联系必须有助于东盟一体化的成功;同时,东盟自身也有助于东亚乃至亚太区域的最终一体化。”[4] 3. 集体认同建构与强化。冷战结束后,随着东亚国家在新的区域间合作安排中置身于“推动者”乃至“领导者”位置,区域间合作对集体认同感比较缺乏的东亚显得非常重要。比如,除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外,东盟所参与的区域间制度化合作均是东盟国家倡导建立的,东盟在其中的主导地位均得到了各方的广泛承认。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东盟及东南亚国家的脆弱性,突显了其在区域安全合作中“主体性”和“合法性”,从而强化了东盟所孜孜以求的区域自主能力和集体认同。更重要的是,这些区域间合作对作为整体的东亚地区认同的培育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日本财务大臣宫泽喜一说过:“这些通过亚欧会议与欧洲国家的会谈,帮助我们建构我们自己的认同。”[5]“10+3”机制更是首次排他性地将“东亚”区域概念引入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之中,催生了东亚区域主义所必需的集体认同。其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提出,并成为“10+3”机制所追求的长期目标。也正是对以“东亚共同体”构想为支撑的“东亚认同”建构的追求,推动了带有跨区域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