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功能在不同时期的释放.docVIP

新闻功能在不同时期的释放新闻传播的功能，一般指它的社会功能，即新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作用，是新闻系统在同社会与受众的互动中所表现出的作用、影响、功效和能力，是它对于社会所能发挥的有利的作用，所能实现的效能。新闻作为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其主要功能是信息功能，也就是通过新闻报道传递信息、交流情况。除此之外，新闻还有宣传、教育、服务的功能。 建国初期――民族国家形成的助推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的各项事业都得到巨大发展，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闻事业在中国出现。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革命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新闻事业得到调整与充实，一个以北京为中心、遍布全国各地的公营新闻事业网建立起来。以《人民日报》为中心、以党报为主体的公营报刊网，以新华通讯社为主体的国家通讯社网和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心的国营人民广播电台网的创立使整个国家的信息传播都被纳入一个比较完善的体制当中，进而培养了民族国家意识的成熟 我们从民族国家的视角审视现代媒介及其意义，发挥新闻传播的社会功能。由此入手，就不难发现现代这种全新的媒介及其生态无论具体传播的内容如何，最终都如蜘蛛结网一般形成潜在的社会整合体系，使普天下无数个体在日积月累下不知不觉中形成民族国家而非文化国家的心理认同。这种情形类似于“议程设置”理论所说的，重要的不在于人们怎么看待媒介的报道，而在于人们都在关注媒介的报道。正是这种关注及其潜在影响，才使媒介及其功能超出具体的信息传播，而具有远为深广的社会性蕴含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舆论工具 从1957年至1966年，我国的报纸与期刊随着政治与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发展很不稳定，这一时期经济的大起大落直接影响了新闻事业的发展。同时，由于高层领导对政治、经济形势认识上的偏差，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闻传播事业也深受其害。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都欠缺的情况下，新闻事业的发展道路自然不会平坦，当然，除了特殊的国情以及政治形势的原因之外，新闻媒体自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由于指导新闻工作的原则囿于阶级斗争的范畴之内，新闻传播事业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功能逐渐让位于“阶级斗争工具”的功能。国家和政府对新闻信息传播的流向与流量进行了过多的强制性的管理与约束， 干扰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新闻的真正意义和价值被践踏，狂热、简单的宣传鼓动多于冷静的理论工作。新闻学界正常的学术讨论无法进行，人民陷入迷津，新闻传播事业所受到的这些戗害是中国新闻事业的一个低谷，对于今天的中国新闻业仍然有着警示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XX年代）――“普世价值”的扬声筒 在哲学上，普世价值指一些有限的、所有人类都认同的观念集合在一起。普世价值泛指那些不分畛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任何一个自诩文明社会的人类，只要本于良知与理性皆认同之价值、理念。而在政治领域，“普世价值”已经成为一个代词，是“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的另一种说法，西方的民主制度被称许为普世价值。1979年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党内的一些同志提出了一些“民主”、“自由”、“人权”等口号，这说明当时中国的意识形态向西方价值观靠拢。新闻事业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深受这股思潮的影响 新闻界一方面受到自由思潮的影响，在思想启蒙、狂飚突进的潮流下发展壮大，在日益“宽松、宽容、宽厚”的社会背景下，自身的观念、业务手段等也发生一系列深刻变革；另一方面，新闻事业也深刻推动着这些思想形态在中国大地普及，从1978年到1988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各种学术性的报纸和政论性的刊物，以及新闻媒体的周末版，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刊物不再刊登官方的政策文件，也不再刊登官方消息，他们要么刊登学术界的“观点新闻”，要么刊登文艺界的“花边新闻”，新闻媒体真正成了刊登“新闻”的媒体 XX年代至今――舆论监督功能与娱乐功能并行发展 在谈到大众媒介与大众文化时，哈贝马斯特别强调了大众传媒在人们相互理解中的重要性。也就是说，通过大众传媒，人们可以在同一个氛围中集中讨论同样的问题，从而达成一意见。在大众传媒中，人们可以参与分析和讨论，而不是像政治选举的投票那样，只能被动地给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哈贝马斯强调，大众传媒属于生活世界的政治公共领域，是人们之间的共同参与，相互理解的领域，人们可能用它来进行社会控制。90年代以来的渐进式的政治改革的累积效应在新世纪之初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并借助“入世”、非典危机等重大社会事件进一步提出了改革的要求 面对急剧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变迁，中国民众日益迫切地要求政府为他们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因此，一个基本的态势是，中国政府必须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