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农民带着土地做城里人.docVIP

让农民带着土地做城里人人们都说中国农村社会经济事务复杂，岂不知它也有简单的一面。复杂局面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有两个显著特点，一个是小农经济，一个是计划经济。这样的社会当然需要转变，具体说，是把小农经济转变为高度城市化、工业化的现代经济;同时把军事管制体制转变为市场化、民主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完成这两个转变，我们遇到了特殊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我们的农业生产落后，如果太多的人进入城市，城市需要的粮食就会增加，而农民减少以后产出的粮食却会减少，中国人的吃饭会有麻烦 第二个难题是我们为了发展工业，对城市有很多垄断性的“福利”。政府的公共财政好像就是服务城市居民的财政，农民大量进城后，也要求同等的福利待遇，政府便说财政吃不消，至少大部分城市如此 但是，这两个难题并非“死扣”，中国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解这两个扣的过程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我们把农民从传统集体经济中解放出来，给了农民耕作的自由，加上科学技术的作用，一举解决了吃饭的问题。现在的华北平原，一亩地的粮食产出是1949年的8倍左右 农业效率提高以后，农村有了剩余劳动力，而城市经济发展恰好需要劳动力，这时，我们又给了农民第二个自由，允许农民进城务工，做所谓“农民工”。于是，中国便成了有些人讲的“世界工厂”，农民发现城里的钱“好挣”，流血流汗，拼命工作，制造了廉价的工业品，打开了世界市场，促成了资本积累，带来了中国经济繁荣 然而，两个难题都解决了一半 中国人饭吃饱了，但农民靠农业挣的钱不多;来自农业的收入占农户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小农户的经济规模小，一些技术不方便采用，以致中国农业的竞争力比不上发达国家 农村剩余人口进城问题也解决了一半。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但他们的根留在农村。本来中国有城乡二元结构，现在城里也有了“二元结构”:农民工和城里的原住民权利不平等。农民工被统计局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但他们没有真正被当做城里人对待。有学者把这种城市化叫做“伪城市化”，多少有点道理 近些年还有另一个麻烦。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工业、扩张城市，想廉价获得土地，于是瞄准了农民的耕地和宅基地。而国家实行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又方便了政府拿地，农民没有真正的土地财产权，争不过政府。于是，农民便想出了很多法子抗拒，有时候还用极端的办法抗争。这样又产生了农村社会稳定问题，让中央忧心 怎么办?中央政府先是在XX年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张，想要在城乡之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后来发现把大量人口留在农村搞不好新农村建设，还是不得不遵守基本经济规律――必须在中国实现的高度城市化。XX年，中央正式提出了要搞“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这样，中央便部署了重庆和成都搞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实验，试图解决上述问题 以成都为例，部署了“三个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本应该是基本脱离农业的农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这种集中不只是简单的空间变换，基本做到了给城乡居民相同的权利。留在农业领域的农民少了，土地相对多了，农业的效率也提高了。成都试验的另一个亮点，是下大力气做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把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固化为土地财产权，这样就方便了土地流转，有利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前不久，成都市还宣布，要在全成都的辖区内实现农民的“市民化”，并且允许农民保留土地，不因为农民变市民就丧失土地。这不像有的地方那样，硬要求农民用土地换社会保障、用宅基地换城市楼房。农民要不要换，以什么比例换，不和农民的权利实现捆绑在一起，各算各的账，给农民自由。这个思路不是搞强制，而是让农民自愿选择，当然不会让农民有被剥夺感，有利于社会稳定 成都的目标是，今后一个农民和城里人的区别仅仅是职业的区别。为了这个目标，成都用了6年的时间，市县两级财政投入了594.8亿元，宣告要在XX年底实现城乡户籍统一。给农民以市民待遇，这是中国历史的伟大一步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XX年第46期。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