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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周的德治思想及其对现代社会的意义摘要：西周所确立的德治思想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对于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发展甚至是民族心理的形成等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试从其起因、内容以及其对现代社会的意义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关键词：西周；德治；法治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德治的理念确立于西周时期，这一点在《尚书》等史料中多有论述，如今也为学界大部分学者所肯定。然而在周之前的夏、商两朝都是以“天治”为唯一的统治思想，宣扬自己是上天在人世间的代表，以“有夏服天命”[1]、“天命玄鸟，降而生商”[2]等来神化自己的形象，以巩固统治地位。这种神权思想在当时生产力落后[3]，人们对于自然大多非常不了解的情况之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西周统治者在同样的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能够做到不放弃“神说”的同时突出人的地位，强调人之“德说”呢？这种德治的思想在当时还有哪些具体的意义？在当代依法治国成为主导思想的条件之下，德治又应该处于何等地位？本文试图从这几个方面来探讨西周的德治思想。 一、西周确立德治思想的原因 在夏商两朝，“天”在人们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绝对不可以违背的。正如郭沫若所说：“殷人的至上神是有意志的一种人格神，上帝能够命令一切，上帝有好恶，一切天时上的风雨晦冥，人事上的吉凶祸福，如年岁的丰音，战斗的胜败，城邑的建筑，官吏的黜陟，都是由天所主宰……”。[4]正因为如此，夏商两朝的统治者们极力宣扬自己的统治地位是由上天所确立的，自己所有的行为也是代表上天的，是必须服从的。然而即使是在天的名义之下所行使的暴虐的统治行为也不能为百姓们所完全接受，在残暴的压迫之下人们开始怀疑神的存在，或者说是怀疑统治者们所宣扬的神的存在，如《尚书》中记载，“今殷民乃攘窃神祗之牺牲用以容。”。[5]可见当时的人们连神的祭祀品都盗走了，这一方面说明生活的确非常困苦，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人们对统治者所宣扬的神的蔑视！而正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之下，周武王于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在牧野一战击败商朝军队[6]，攻克商都朝歌，商纣王自焚，商王朝灭亡。周王朝取得统治地位之后，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更是吸取了商王朝灭亡的教训，从而在神权的统治思想之中加入了“德治”的元素，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德治的传统。在正式向商王朝的政权挑战之前，周部落的规模特别小，“从文献上看，周文王似乎还是没有脱离生产劳动的氏族酋长”[7]，如《书经》载：“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8]甚至在周武王克商之前，周族有没有青铜器文化?是否己使用文字?都是值得怀疑的[9]。史称这一时期的周邦是，“小邦周”[10]、“蕞尔小国”，所以周文王为了报父仇、子仇[11]，同时也为了入主中原不得不以新的政策宣传自己，制造商、周之间的恶、善的形象对比从而吸引周边的诸侯和部落不断壮大自己。如《诗》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12]。《史记》也记载了有关文王施行德治仁政，从而诸侯皆来归附的事例，“西伯候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或称“二国相让后，诸侯归西伯者四十余国，咸尊西伯为王。”[13]同时，在周击败商之前尚处于早期奴隶制阶段，各方面都还保留着原始社会的一些特点。所以统治者能体会民心、道德对国家政治的重要性。 第二，心理征服。西周初年，周人虽然在武力上战胜了商人但是在文化上却是非常落后的，如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14]这里的野人就是指以殷遗民为主体农业劳动者。所以殷商的族人虽然处于被征服的地位，但是在文化上的优越感却没有消除，所以他们认为周人是落后的民族，不过是凭武力取得胜利，而决定一个王朝之存亡的“天命”绝不会就此转移给周邦。因此在西周初年殷商后人的反抗仍然是有的，如《史记》载：“武王已克殷纣，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为武庚未集，恐其有贼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禄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当国。管叔、蔡叔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馀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15]为了在心理上让殷商移民彻底臣服，同时也向人民大众解释为什么“周人以蕞尔小国，国力远逊于商，居然在牧野一战而克商。周人一方面对如此成果有不可思议的感觉，必须以上帝所命为解，另一方面又必须说明商人独有的上帝居然会放弃对商的护佑，势须另据血缘及族群关系以外的理由，以说明周之膺受天命。”[16]因此周初的统治者一方面宣扬自己也是上天选中的代表：“尔殷遗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