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复兴概要1.doc

资本的复兴 　　官方这样评价80年代的改革过程：以包产到户为先锋，到1983年年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在全国普及；几乎与农村改革同时，四大经济特区于1979年设立，城市改革的探索迈开大步了；随着1984年国企改革由“放权让利”向“两权分离”的范式转换，中国的政经改革开始整体推进。而这必然引发资金、劳动力与其他各种资源配置方式的深层变革，生产与消费市场的逐步发育逼迫自上而下的计划之手节节退让，虽几经波折，但价格改革终于还是水到渠成，金融改革也得以市场化推进。“计划轨”向“市场轨”转型的过程中，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壮大。发展增量为存量改革提供条件，成就了中国改革的渐进之名。 　　在政府的主导下，培养城乡资本，包括农村改革、外资经济增量改革，逐步扩大到城市，同原有工业争夺原料、产品市场。2001年以来加入WTO，标志着国内、国际资本主义市场形成。与此同时，国企工人合同化、大中专学生雇佣劳动化，雇佣劳动制度逐步建立起来。 　　一、农村成为试验场 　　建国后，以三大改造为标志，我国消灭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始终是薄弱的环节，容易被私有制占领。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农民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劳动者，长期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小私有者，具有产生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教育农民之所以成为严重问题，就在于个体农民的自发性，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着资本主义”，“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就是集中表现。这与集中计划的公有制经济是格格不入和背道而驰的，因此建国以后在农业领域两个方向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教育和改造农民的唯一出路就是要通过初级社、高级社和公社化，这一过程包括三方面的含义：首先将农民纳入国家计划经济体系；其次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起农民并进行政治教育；再次加快从小生产向大生产的过渡，从经济基础上去掉农民的自发性。 　　尽管薄弱的农村成为突破口，但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修改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口气稍缓和，改为“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处，也不要包产到户”；1980年1月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会场上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占了上风，邓小平讲话时只能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大的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甚至陈云、邓小平公开表态支持包产到户、万里接任农委主任后，在1980年9月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专题座谈会上，对于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多数与会者不主张允许包产到户，只有辽宁、内蒙、贵州少数几个表示支持，甚至有人表示：“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由于意见不一，会议很难开下去，胡耀邦、万里等人主持，在最后印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纪要（1980年75号文件）中，只能写道：“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纪要》仅将包产到户作为贫困地区解决温饱问题的权宜之计或特殊政策，农委主任万里很郁闷，后来在一次会议上说：“农委的人，除了杜润生以外，都是反对包产到户的。”两年以后国家农委建制撤销。 　　围绕农村改革的争论，本质上也仍是一场政治斗争。一方坚持集体化路线，要求推进“学大寨”运动，认为走人民公社的道路才是中国农业的唯一出路，并提出在发展机械化的同时将核算单位从生产队升级至生产大队、公社。另一方主张尊重按劳分配的原则，充分发挥农民的自发性（即“积极性”），在联产承包的名义下搞包干到户、包产到户。在主张承包的人没有掌权以前，不发文件、口头传达，先在贫困落后的云、贵、川等地试点，再说服领导争取合法性，对于来自另一派的批判坚决抵制。只有在80年以赵紫阳取代陈永贵、以万里取代王任重以后，才为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推动分田运动创造了条件。中央层面夺权后，马上在80年9月召开各省第一书记座谈会，统一思想，在贫困地区可以搞，为包产到户打开缺口；然后逐级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