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背景下社会救助的渐变.docVIP

　　“互联网+”背景下社会救助的渐变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1673-1573（2016）02-0109-04 　　社会救助作为社会安全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保障着弱势群体的基本需要。然而，它正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为标志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和应用创新，催生新型业态的快速发展，中国正在进入的“互联网+”时代给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带来了深刻变革。社会救助所面对的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无论是环境改变向社会救助渗透，还是政府这一主体的主动融合，都在促使社会救助发生着一系列渐变。因此，为了保证在新的形势下社会救助依然能够有效运行，需要对“互联网+社会救助”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是，目前我国直接对“互联网+社会救助”进行研究的不多。有的只是将其作为公共服务的子部分进行简略的阐述。本文将梳理有关“互联网+”与“互联网+公共服务”等文献，分析社会救助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以期对后续的研究提供微薄之力。 　　一、“互联网+”潮流不可逆转 　　2015年3月5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为标志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经济社会生活的渗透率越来越高，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加快推进资源配置方式、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使“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1]。在这一时期，“互联网+”及其引领的新业态是其主要特征。对于“互联网+”，既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也没有明确界定其内涵。阿里巴巴提出，所谓“互联网+”就是指以互联网为主的一整套信息技术（包括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等）在经济、社会生活各部门的扩散、应用过程[2]（P4），“互联网+”包含了一系列信息技术的应用，着重于说明其如何实现。而2015年“两会”期间马化腾的人大提案对“互联网+”概括则更加全面：“互联网+”是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与各行业的跨界融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并不断创造出新产品、新业务与新模式，构建连接一切的新生态，[3]同时提出了“互联网+”实现的前提与要达到的目标。对于这两点，阿里巴巴与马化腾表现出了“巧合的一致”。在阿里巴巴看来，“互联网+”的前提是互联网作为一种基础设施的广泛安装，本质是传统产业的在线化、数据化，内涵根本上区隔于传统意义上的“信息化”。[2]（P10）这种前提与目标的实现，是通过互联网对经济社会的渗透和扩散，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通信为主要特征的“+互联网”与“互联网+”两个阶段[4]（P29），而两个阶段又存在本质的区别。“+互联网”实现的是数据的互联与互通，表现为传统行业的在线化、数据化。而“互联网+”则是由这些互联与互通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借助互联网这一技术工具、传输管道，“互联网+”演变成一种能力，而产生这种能力的能源是什么？是因为“+”而激活的“信息能源”。[5]基于这种能力，“互联网+”将突破“+互联网”时利用互联网主要实现信息沟通和传播功能的限制，打破信息在不同企业、不同产业、不同部门、不同地域自由流动的界限[4]（P31）。虽然信息的获取、开发和利用是“互联网+”的核心或本质[4]（P31），但随之而来的变化已将这些核心深入人心，日益变成人们与生俱来的意识。现实中，企业组织“+互联网”基本实现[4]（P28），政府网站的数量与拥有率，互联网在居民中的普及率，预示着“+互联网”的全面实现。伴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互联网、智能、智能芯片等在企业、人群和物体中的广泛应用，为下一阶段的“互联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6]（P32）。“互联网+”已成为一个趋势，加的是传统的各行各业[7]，它可以连接一切，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 　　二、社会救助环境的改变 　　（一）一系列传统边界的模糊 　　互联网缩短了人们的时空，连接了“线上”与“线下”，客观上造成了虚拟社会的不断扩张，进而导致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融合。这种融合趋势，既体现为“线下”向“线上”的融合过程，也体现为“线上”向“线下”融合的过程。[8]（P40）一方面，“线下”的社会组织、个人向“线上”延伸，打破了原有的组织与社区边界。伴随一系列社会服务向“线上”扩展，虚拟与现实出现了融合的同时，也让享受服务的主体日趋多元，超越了最初的设定。另一方面，“线上”主体向“线下”延伸，人们可以按照兴趣和需求形成自组织的网络圈群，分享与互助可以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展开，重构了传统按照空间划分社群的组织模式[9]（P61）。而技术发展使计算处理成本、存储成本、带宽成本等设备的制造成本飞速下降，云计算、数据挖掘和分析成为可能，一些依靠大数据提供解决方案的新型服务开始出现[10]，不仅于此，网络社区还直接供给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