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信法官类似崇信哲人王.docVIP

崇信法官类似崇信哲人王舆论大哗之后，李昌奎案进入再审程序了 云南高院副院长田成有曾对案件发布看法，称“绝不能以一种公众狂欢式的方法来判处一个人死刑，这是对法律的玷污”，而改判强奸并杀死一名妇女和一名儿童的李昌奎死缓，“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现在，这个“10年后的标杆”再临审视，坚持还是改变？ 本来，公众并不知道这一案件，云南高院对案件改判死缓时，完全是“独立审判”，所谓“以一种公众狂欢的方法来判决一个人死刑”纯属凿空之言。不过案件被报道后，确实产生了“公众不欢”的效果，只是我不知这是否云南高院的主动追求 法官判案，大多讲不枉不纵，严格依法，即是问心无愧。云南高院眼光远大，立“10年后的标杆”，确实不凡。但正如一个网友说的，“10年后我每月拿5万元，能否现在给我” 云南高院另一名副院长赵建生则说是要“引领、改造冤冤相报、杀人偿命的传统观念”，这与“立标杆”稍有不同，标杆可以硬硬地立，“引领、改造”还有循循善诱的意思。赵副院长又说，“家属是不是非要用杀人来治疗创伤？”“你杀了他，他的家人又来杀你，冤冤相报何时了？！”这就是引领思考吧。我想，家属也可以问云南高院，“是不是非不让法律给我疗伤”？刑事案件，国家起诉，国家判决，并非私刑，判决不当，影响的是公民对国家的信服，怎么是加害者与受害者“冤冤相报”？ 云南高院说明改判李昌奎为死缓的理由：“少杀慎杀”、“宽严相济”。其实，大众并非缺乏“宽严相济”的观念，邓玉娇、夏俊锋等案件中就有表现。只是人们未必能够同意“民间矛盾、婚姻家庭矛盾或邻里纠纷引发的案件，判死刑要十分慎重”。杀陌生人危害大，杀熟人危害相对小一些，道理不是这样讲的。滥杀无辜很恐怖，小纠纷、小矛盾就启动杀机难道不恐怖？哪怕曾有情感纠葛，李昌奎锄死王家飞按老话可称“细故杀人”，在铁门上摔死3岁的王家红更是丧心已极 云南高院为了当事人接受判决，还请受害人一方谅解李昌奎，又做李昌奎家属的工作拿钱赔偿。法院做双方的工作，这是中国特色的做法。据我所知，这种欧美法系和大陆法系都没有的做法，有相当多的法律人以为“有损法院的权威”，不以为然。云南高院如此耐心去“引领”双方接受“10年后的标杆”，据称没有“徇私舞弊、偏心”。或许吧。但有没有李昌奎不判死刑，从而使别的案件“搭车免死”、曲线徇私的可能呢？为10年后立标杆，是否可以算徇创立典型案例之私呢？徇私，原本不只有徇当事人请托之私才算 今天的法律人经常头疼，既面临权力干预司法的问题，又困扰于所谓“民粹主义”，还苦恼于“媒体审判”。故而谈起法治建设，谈起司法独立，不止要对抗权力干预，而且设想着民众默然听判、媒体不置一辞。大家要由着法律人来“引领、改造”，法学家教化法官，法官实施判决，“尊重法官就是尊重法律”，这才是合意的法治 确实地说，权力干预才是法律人面临的真实问题，这是法律人经常反对而又不得不俯就、配合乃至迎合的方面，媒体能够送出语言的鲜花或鸡蛋，但究竟也可以无所谓，社会大众更是于法律人联合体无可如何。然而，倘若法治就是将大众交到法官手上，那又谈何权力制衡，谈何人民主权，谈何社会博弈？我们不能相信“哲人王”，不能相信“圣人”，难道可以相信“法官为王”？ 任何权力都是有限的，执法者的权力一样。如果执法者不受质疑，那么“临时性强奸”、“戴安全套不是强奸”、“救人有悖于情理”之类何必异议。民众可以创制法律，可以变换法统，可以选择司法制度，可以表达对判决的态度。人们对一个判决可能反对但仍不能不服从，但冤抑不得化解有人就可能“自找说法”，如果民众认为法律体系不足以实现正义也有权对它进行改造 何谓正义，首先是一个伦理问题，然后才是通过设立法律制度去保证。将“乌合之众”、“不理性”、“愚民”作为民众的代名词，不是走向共和、法治和民主宪政，而是走回奴隶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