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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宁文化的上升是中国最大的进步欧宁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欧宁:不是很满意。我觉得时间不够用。策展工作量非常大,行政工作耗去很多时间。除了特别项目(双年展),我还要主持邵忠基金会的日常工作,时间分配不过来。我最近总有写作的冲动,以论述式作品为主,写写外国展览和学术会议的约稿。上中学我就开始写诗,经历了电影、音乐、设计、建筑等不同媒介,还是觉得写作最简单同时又最有挑战性 人物周刊: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欧宁:开始要先看自己有什么资源,第一步最重要。迈出第一步后,后面都是累积和叠加。第一步不能太大,如果没有实现,很容易被挫败,很难再起来。根据现有资源,慢慢建立小成就鼓励自己,再拓展其他社会资源。通过不断实践,搭建更大的平台。年轻人没有太多资源,大部分画廊、博物馆被成名的艺术家占用了。我曾经鼓励年轻人办“家里秀”,做展览、演出,零成本又结交新朋友,艺术、文化与生活是一体的,不一定非要正式场合才能产生交流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欧宁:我父母是40年代生人,没什么文化。他们成长过程中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文革”。他们这一代有个共性就是结婚时没有经过认真考量,等发现问题时已子女成群,后面发觉互相不合适,但没有勇气离开,或者说有责任让他们不能离开,责任是他们尤其看重的。我非常理解他们,因为我也把责任看得很重,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经常取代父母做家长,那时候就觉得活着挺累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欧宁: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拼命发展经济、拼命城市化、拼命追逐GDP的时代,所有人都非常繁忙。这并不是理想的生活。中国的商业还处在低端水平,奉行“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低端商业形态,不是成熟的公平贸易、具有契约意识的高端商业文化,所以在过度经济化和商业化的过程中,牺牲了社会公正等等很多东西。虽然互联网增加了大家的言论空间,可是我觉得现状并没有改变。就我个人来讲,我渴望变化,但我不希望革命,革命的社会成本太高。我希望一步步改变。言说必须有效果,如果没效果就要有些行动来促成社会变化 人物周刊:在经济形势尚不十分乐观的大背景下,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欧宁:我对前景不会太悲观。现在不像十几年前,80年代当艺术家是“贫困”的代名词。现在,文化的价值被社会认识,资本开始亲近文化并寻求文化的帮助。从事文化工作,不再像十多年前注定贫困,这是中国社会最大的进步。但我担心艺术家太容易挣钱了,会背离创作原则,因为市场很好,很多人需要他们的作品,他们开始雇用枪手,批量生产,作品的个人性没有了,变成简单复制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欧宁:我是1969年出生,精神气质停留在60年代,但在实际工作中,又跟很多70年代的人成为同事。60、70年代的人现在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组建家庭、有房有车,已经是社会变革的既得利益者,所以很多人的理想都湮没了,因为生活太安逸了。如果你进入主流社会,应该更积极、更努力一些,把主流社会里的制度建设得更加合理、更有意义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有“领袖气质”?在当下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欧宁:我觉得应该包括前瞻性的观念,必须有影响力、有行动力,具备这3个条件,才称得上有“领袖气质”。我比较钦佩的是艾未未,他的行动力多强啊,几乎关注所有的社会敏感事件。青年领袖我认为连岳比较适合,首先他的影响力很大,通过博客和写作传播 “公民社会”的观念,虽然这不是新观念,但对当下来说,是很关键的,他通过行动让人看到公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连岳这样的人多了,这个社会才更有力量 人物周刊: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更看重哪一个? 欧宁:这个问题太难了,这两个东西是冲突的。我觉得个人自由更重要,但是这两个东西我希望能够调和。如果非要选择的话,我还是选个人自由。这与社会制度和时代有关,如果生活在自由社会,可能我会偏重责任。个人自由是本质,责任是后天习得的,是经过社会化、通过教育而产生的道德感,不是本质的,人的本质更重要。在中国,个人自由经常被社会化、道德感遮蔽了。在当前社会条件下,选择自由更迫切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欧宁:小时候写诗对我影响很大,不仅仅是诗歌本身的力量,还有结社、不跟主流合作、不受主流价值影响、崇尚独立写作、有自己的团体。在我青春期的时候,诗人是结社最多的一个群体。《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这本书对我影响最大,是徐敬亚、孟浪、曹长青、吕贵品主编的。后来我成立音乐、电影团体,都是受到书的影响。对我影响最大的电影是侯孝贤的《童年往事》,正好跟那本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