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元曲研究刍议 ..docVIP

　　二十世纪元曲研究刍议 . ;简略的回顾 20世纪的元曲研究大略可分为三个阶段：建国前的元曲研究可作为第一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为第二阶段。“文革”十年几乎是空白，可以不论。第三阶段是70年代末至今。 前两个阶段的元曲研究在很多方面有共同之处。这主要是因为，这两个阶段的研究者大多在民国时期已开始他们的研究工作，而建国后的十几年则是他们研究工作的继续和延伸。他们的研究成果许多在建国后才出版面世，但基础性的工作在建国前已经开始或完成，像郑振铎、赵景深、孙楷第、王季思、傅惜华等都是这种情况。 前两个阶段的研究有许多集中于元曲作家生平、作品考订以及题材本事的考述等方面，元曲艺术体制的考察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学者们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已熟用的历史考据的方法。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吴梅《元剧研究abc》（1929）之外，较为重要的论著有贺昌群《元曲概论》（1930）、孙楷第《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1940）和《元曲家考略》（1953）、王季烈《孤本元明杂剧提要》（1941）、严敦易《元剧斟疑》（1960）等。致力于元曲音律研究的则有蔡莹《元剧连套述例》（1933）、王玉章《元词斠律》（1936）等。 日本的元曲研究早于中国，在本世纪前半叶，日本学者的元曲研究颇足引人瞩目。盐谷温《元曲概论》（1947）、青木正儿《元人杂剧序说》（1937）、吉川幸次郎《元杂剧研究》（1960）等，在当时都有很大的影响。 前两个阶段最值得称述的是，在这一代学者的努力下，元曲文献的搜集、清理工作已基本完成。郑振铎先生在杂剧的搜集、整理方面用力最勤，功劳最著。1938年，他在上海意外发现了《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这是20世纪元曲研究的大事，这一发现大大开阔了我们对元杂剧的认识。1958年，由郑振铎先生主持的《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编成付印，该集除传本较多的《元曲选》未收外，收集了包括《元刊杂剧三十种》、《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等8种难得的杂剧选集，此集的印行为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赵景深先生自30年代起即致力于元杂剧的辑佚工作，1935年编成《元人杂剧辑佚》，后又修订成《元人杂剧钩沉》（1956）。隋树森先生除编校《元曲选外编》（1959）外，自40年代就开始元散曲的整理工作，坚持不辍近20年，终成《全元散曲》（1964）。至此，元曲文献的搜集、清理已基本告竣。 在前两个阶段，元曲语词诠释和元剧剧目考订工作也取得重要成绩。前者有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1944）、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1945）、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1956）等，后者有徐调孚《现存元人杂剧书录》（1957）、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1957）等。 以上所有这些工作都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有些研究成果成为至今仍难以逾越的经典文献。我们本可以期望元曲研究进入一个更高水准的阶段，但后来行进的历史不免留下了一些缺憾。今天，当我们回想前辈学者筚路蓝缕所做出的各种开创性工作，不能不深深感戴、缅怀那些已然故去的先行者们！ 民国时期的元曲研究与60年代前期虽然在很多方面都具有连续性，但共和国的建立毕竟使元曲研究发生了一些重要转折。1954年《剧本》月刊连续刊载阿英的《元人杂剧史》可作为一个重要的转折标志。这部专著显示的新的时代特征是，努力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重新理解、评价我们承自古人的文学艺术。1957年，周贻白先生的《中国戏剧史讲座》出版后，有读者在《戏剧报》上提出意见，指出“没有从政治、经济和阶级分析的角度看问题。”[1]（冯其庸序）周贻白先生虚心接受了意见，决定毁稿重写，这就是后来出版的《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当时的元曲研究者们也大多像周贻白先生一样，真诚地接受了新思想的改造，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评价元曲，作品思想意义和社会价值的挖掘从此成了元曲研究最主要的方面。在极“左”思潮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元曲研究中的形而上学色彩也愈发浓厚，正常的学术研究终于难以进行下去了。 当大陆的元曲研究陷于中断时，台湾的元曲研究者在郑骞、张敬、汪经昌等由大陆至台的几位学者的坚持和引带下，基本上保持了学术研究的连续性。像郑骞《景午丛编》（1972）、汪经昌《曲学例释》（1962）、罗锦堂《现存元人杂剧本事考》（1960）等都是难得的诚实、严谨之作。 在大陆第二阶段的元曲研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1958年元曲大家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为世界文化名人。这一年，全国各地纷纷举行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全国报刊发表的各种关汉卿的论文不下百篇[2]（p99）。1958年的关汉卿纪念活动，直接的社会效果是提高了元曲在我国文艺史中的地位，形成了建国后元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为第三阶段的元曲研究吸引了一批研究者。在元曲研究未被中断之前，关汉卿、《西厢记》以及其他作家作品都得到了比较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