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决策权力的分散与政治责任的集中看当前我国政治体.docVIP

　　从决策权力的分散与政治责任的集中看当前我国政治体 　　[内容提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我国的政治体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原来的权力与责任高度集中于中央。转变为决策权力相对分散到地方、政治责任仍高度集中于中央。这样的体制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需要我们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关键词]决策权力 政治责任　政治体制 主要矛盾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发展，我国的政治体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大的变化在于，原来的体制是权力与责任都高度集中于中央，现在是决策权力已经相对分散到地方，但是政治责任仍然高度集中于中央。这样的体制正在产生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亟需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 　　 　　一 　　 　　改革开放的过程极其复杂，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权力下放和决策权力分散化。可以这么说，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将近30年，是我国持续进行权力下放的30年。这场权力下放运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权力不断下放给社会，国家逐渐减少对公民的吃、穿、住、行、用、职业、思想、道德等事务的控制与干预；二是在党委政府体系内，中央的权力不断下放给地方。 　　1978年起实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意味着农业的生产经营分配决策权已经下放给农户，关于农村生活的众多事务的决策权已经下放给农户和村集体。1983年开始推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企业经营上实行承包制，实际上把工商业的有关生产、经营、分配的许多决策权由行政管理机关下放给企业。1992年国家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国家根本的经济制度，则加速并彻底确立了权力下放的格局。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是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对立面。市场经济要求的是分散决策，要求决策权力分散到地方、企业、个人。把原先集中在国家行政机关里的决策权力分散出去，这是在绝对意义上的国家权力下放。 　　1978年以来，个体工商户与私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这些在生产、经营、分配决策上独立自主的经济体从无到有，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国民经济的补充，到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21世纪最初几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超过一半。原先就独立决策的经济体在数量和规模上的快速成长，也是相对意义上的国家权力下放的表现。 　　有关生产、经营、分配的决策权下放给企业与个人，必然伴随并推动有关雇佣、就业、消费、教育、医疗、居住等各项事务的决策权或快或慢地下放给企业与个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医疗、住房的商业化与市场化是投资决策权力下放的结果，也是对消费、教育、就业、医疗、居住等决策权力下放给居民个人的回应，同时也加速了有关这些事务的决策权力向居民个人下放的趋势。 　　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问题上，20世纪80年代实行财政“分灶吃饭”，放弃了原有集中统一于中央的制度，启动了中央对地方的权力下放运动。，但是这时候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还是一种政治性的分权，即如何分权是由中央与地方不断地谈判来实现的，是易变的。这种分权在性质上是中央委托地方、地方代理中央对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事务进行管理。1994年起实施的分税制改革，虽然在财政收入上比20世纪80年代向中央集中了一些，但是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框架则由法律固定下来，其后虽然还有谈判与调整，但次数明显减少，而且都是小幅的变动，因为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整个结构已经明确并稳定下来。这时候的分权在性质上虽然还有中央与地方的委托一代理关系，但是已经有中央与地方各自管理各自的事务的成分。可以说，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巩固了中央对地方的权力下放，并将这种权力下放制度化了。 　　伴随着财政收支向地方分权，行政审批权限也下放了。原先要到中央审批的投资项目现在地方就有权限审批。这就促使地方有很大的积极性发展地方道路、交通、城市建设，并在这些方面采取行动；这也促使地方有很大的积极性吸引、鼓励、支持私有经济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当地的创办、落户与发展，并在这些方面采取了实际措施。发展什么、请谁开发、如何发展、什么时候开发、在何处开发、谁受益、各自受益多少、如何融资、成本如何分担、不良后果是什么、如何进行补偿等，一系列事务的决策都已经分散到各个地方。中央只提供政策指导，具体的决策与实施都在地方。 　　总的说来，在我国，决策权力正在分散给地方、企业、个人，整个过程虽然是渐进的，但也是明显的、强劲的，并且已经持续了将近30年。从目前的趋势看，决策权力分散化的局面还将进一步深化下去。 　　 　　二 　　 　　在我国，决策权力已经分散到地方、企业、个人，但是控制后果的政治责任却高度集中于中央。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各种分散的决策，特别是地方党委、政府、各国有企业的决策依据在于中央确立的政策、战略、目标以及原则；其次，对正在和已经作出的决策及决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