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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方式与空间组构演变的教育意蕴 丁钢 |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 那么，在中国教育历史上讲学方式及其所呈现的空间布局与结构究竟存在怎样的相互关系，并有着怎样的教育意蕴？? 在研究书院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中，我曾经对书院建筑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做过探索，但未就书院教学空间及其教学关系进行专门探讨。 而在杨慎初《中国书院文化与建筑》第三章中，专门讨论了书院的建筑特征，对于书院选址与布局、意境与风格，以及规制与传统等方面，阐述重点是书院发展的文化特色及其内涵，也未涉及本文所关注的内容。 王镇华《书院教育与建筑——台湾书院实例之研究》，可谓建筑中人对于书院教育与建筑研究的力作，其对台湾书院建筑有着比较深入的讨论。他注意到书院教育目标与精神空间的关系，而对于书院中讲堂在空间上布局的意义，也限于祭祀空间与讲堂的内在关系。 书院的出现已经是自唐宋以降，对于之前讲学方式与教学空间之间的关系，我们更是知之甚少。 然而，了解这方面情形的目的并非仅在于弥补中国教育史的缺憾，而更在于希望通过探索，能够深化对教学与空间关系的理解。 1 历史图像的呈现 传说春秋时期已经注意到圣贤画像的教化作用，但至今记载最早的孔子画像，应是《三国志·魏书·仓慈传》中载东汉桓帝建老子庙时画孔子像于壁上。 《后汉书·蔡邕列传》又记光和元年（178年），汉灵帝在京城置鸿都门学时，命刘旦、杨鲁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可惜以上画像均已不存在。 在浙江杭州孔庙，有着南宋绍兴十六年（1156年）十二月根据北宋李公麟的画稿进行石刻的《宣圣及七十二圣贤像》，画有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像，长135厘米，高43.5厘米，共计15块石刻。 其中，算孔子在内共73人，孔子端坐在坐墩上，七十二弟子均面向孔夫子而立，石刻背面刻着高宗赵构礼正书赞及明人吴讷题记。 至明正统九年（1444年），监察御史张楷根据《史记孔子世家》，旁采《论语》《孟子》等，辑成《孔子圣迹图》（图1），反映了孔子生平中的29件事，而且为每张图撰写了说明和赞诗。 弘治十年（1497年），何廷瑞等又新增9件事，扩至38幅后重新刻印。在以后的不同历史时期，在版式及绘制方式上呈现不同样式，流传甚广。 《孔子杏坛讲学图》（图2）、《孔子讲学图》（图3）均为明代所画，并收藏于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孔府文物档案馆。还有明代佚名氏所画的《孔子讲学图》（图4）。 据上文，我们也许可以看出点端倪。孔子当时的讲学情形还是比较宽松的，这似乎与《论语》所记录的问学方式比较相符。图2、图3、图4所呈现的教学情形，孔子或坐筵席上，或坐石头、石礅上，这与图1呈现孔子坐在椅子上讲学不同。 其实，儒家讲学时师生如何就坐，秦汉以来并不见材料记载。只见《礼记·文王世子》：“凡侍坐于大司成者，远近间三席，可以问，终，则负墙。列事未尽，不问。”郑注曰：“间，犹容也。容三席，则得指画，相分别也。席之制，广三尺三寸三分，则是所谓函丈也。” 《礼记·曲礼》：“若非饮食之客，则布席，席间函丈。”注：“谓讲问之客也，函犹容也，讲问宜相对容丈，足以指画也。”想必当时讲学时师生盖也如此。因此，师生席地函丈，讲师也席地而坐罢了。 这在张良皋先生所著《匠学七说》中的研究也可证明，其第一说便是筵席——古中国席居之谜，经他仔细考证后，认为自虞舜以降，中国实行席居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如是，而鲁国更是礼仪之邦，最为讲究。 在整个汉朝，席居是普遍的。席居制度曾在中国长期广泛流行，而在南北朝之末、隋唐之初逐渐消失。这从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馆的两块讲学画像砖也可见得（图5、图6）。  据刘耀辉考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继续推行法家路线，严禁儒家文献留存人间，中国古典文化典籍受到严重摧残，学校不存。但秦始皇重视法令，令天下黔首百姓‘以吏为师’，‘以法令为学’。汉承秦制，直到汉初，仍继续实行‘吏师制度’。 西汉初年，废除秦朝禁令后，各地民间私学又逐步恢复和发展。西汉景帝末年，蜀郡宁文翁率先在草州成都设立地方学堂（?现成都市内石室中学校址内），并派遣张叔华十余人，以官费赴京城学习五经和律令，回来当老师。四川省博物馆藏成都青领坡出土的一块‘文翁讲学图’画像砖就反映了当时这一史实”。 从图5也可看到，其画像砖上的经师坐在矮榻上，而弟子们则分别坐在他左右两侧的筵席上。图6呈现的也是师生设席于地相对而坐。再看展子虔的《授经图》（图7），其所描绘的授经场景，也颇为符合当时讲学的情形。王维《伏生授经图》（图8），其画的是伏生在汉文帝时讲授典籍的情景。  张良皋先生认为，唐时筵席已经成为贵族朝廷的礼仪，直至南唐。从五代时期的画家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及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可见，椅凳已经是普通家具了。 《韩熙载夜宴图》描绘的是南唐大臣韩熙载在家里与客人夜宴的情景。《重屏会棋图》描绘的是南唐中主李璟与他三个弟弟下棋时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