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体诗学到个体诗学———前期诗史发展的一种基本规律.DOC

从群体诗学到个体诗学———前期诗史发展的一种基本规律 钱志熙 内容提要　诗歌史存在着个体创作与群体创作两种形式，同时也存在着性质不同而相对统一的群体与个体两种类型的诗学。考察人类早期的诗歌发展史，是群体诗学早于个体诗学而成熟，而个体诗学的确立，标志着诗史发展进入更高的一个阶段。对中国前期诗史中群体诗学发生历史作详尽分析后可见，从《诗经》时代到汉代的诗歌史，都是以群体诗学为主流的诗歌史，汉为群体诗学成熟期。而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史，则转入以个体诗学为主体。此后的整个文人诗史，其最基本的事实是个体诗学的高度发展。但也须指出，文人诗的个体诗学渊源于前期的群体诗学，所以在个体诗学发展阶段过程中，群体诗学的原则仍起到一定的支配作用。这些都决定了中国古代诗歌史的状貌。 关键词　个体诗学　群体诗学　前期诗史　汉代诗歌 本文所要研究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诗歌史上存在着个体创作与群体创作这样两种基本形式，同样存在群体诗学与个体诗学这样两种性质不同而又构成相对统一之关系的诗学①。从人类诗歌发展史来讲，群体诗学的成熟早于个体诗学。这对于考察我国古代从远古到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发展史，有重要的认识价值。我们可以由此对诸如《诗经》的诗史地位、汉乐府诗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功能以及《诗经》、汉乐府的经典价值的形成、汉与魏晋南北朝诗歌两个时期在诗歌史上的不同表现以及魏晋南北朝诗歌的文人化个体化等现象，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超越以往仅孤立地从当时的时代文化背景来解释的研究方法。再进一步地看，我们发现，其实群体诗学与个体诗学从本质上说，更是构成诗歌史发展的一重关系，因此不仅在早期诗歌发展中存在诸如从群体诗学向个体诗学的转变这样重要的事实，而且在后来的诗史中，这一重关系同样存在，同样发生作用。尤其在我国古代诗歌史，群体诗学的原则与个体诗学的原则，始终在起着对立统①钱志熙《“诗学”一词的传统涵义、成因及其在历史上的使用情况》，载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编《中国诗歌研究》第1辑。本文主要讨论从晚唐到近代“诗学”一词的使用情况，并分析传统所讲的“诗学”一词内涵，除了指诗歌理论与批评外，还指构成诗人创作之能力的学理性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诗学是构成诗歌创作的基础，诗学的主体存在于诗歌创作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史即诗学史。本文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诗学一词的。 [PageIndex=2] 一的辩证发展的作用。 一 原始诗学的群体诗学性质，我们尝试从下述几个角度来认识：第一，从发生的角度来看，诗是感情的产物，我国最早的诗学理论《尚书·尧典》即标示“诗言志”之说，大约产生于汉代的《毛诗大序》继此而更加畅发其旨：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近现代艺术史家不止一次地论证过，原始人类最初使用诗歌，是一种自然的抒情行为。照这样说来，诗歌应该是从个体的生命愿望中萌芽的。但是纯粹自然化的语言抒发只是诗歌的萌芽，并不等于诗歌。作为原始艺术之一种的诗歌，是社会文化与大众意志的产物。所以我们在看到诗歌发生的情感机制外，还应该看到社会机制。事实上，不管任何时候，诗歌在作为个人的抒发行为之外，都同时具有社会文化的性质。个体的抒情愿望使诗歌创作成为可能，而社会文化的作用使诗歌成为现实。现代的西方学者在研究原始诗歌时，是将其作为原始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来看待的。我国古代的学者将诗歌源头追溯到传说中上古帝王的时代，郑玄《诗谱序》云：“诗之兴，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①这是汉儒圣贤制礼作乐说的理论前提下的诗歌起源论。这种说法的实质，在于将诗视为国家政治与圣贤道德的产物。当然，这种国家政治按我们今天对原始社会状态的了解，实际上属于部落联盟政治，所谓上古帝王或远古圣贤，也都是一些部落联盟的首领或大祭师一流的人物。郑玄所说的“诗之兴”，即是我们刚才说的原始诗歌的成立。诗的发生之机虽在感情，诗之真正形成则在于社会文化。诗歌是原始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发生于群体。第二，从表现的内容来看，原始诗歌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是一种群体性的东西。具体的感情虽然存在于个体之中，但对原始人类来说，很少纯粹的个体性的感情抒发。尤其是作为一种艺术品的诗歌，它取决于社会、群体的政治、宗教等方面的需要，所表达的主要是群体的情感与思想。真正有价值的思想感情，只存在于群体之中。我们初看《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很容易将这个“志”看成是个体所有的思想感情，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大序》)。但再看接下去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以及“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可知，这时的诗是存在于歌乐舞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