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的社会新动力：试论中国民间组织兴起的政治.docVIP

　　政治发展的社会新动力：试论中国民间组织兴起的政治 【内容提要】随着改革后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的重大变迁，民间组织已成为我国社会中重要的自主 力量，发挥着多重社会功能。就其对于我国政治发展的意义而言，主要包括：协助政府 职能转变；促进公民政治参与；培育公民文化，型塑社会资本；强化对公共权力的社会 监督等方面。基于此，有必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以使民间组织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助动潜 力得到充分发挥。 【关 键 词】民间组织/兴起/政治发展 　　民间组织的兴起是以市场经济为主要推动力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发生的重要现象。 所谓民间组织，在中国主要由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类组织构成，一般是指公民 为了追求一定的宗旨和目标，依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志愿组成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 会组织，通常具有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和公益性等特征。[1] 据此也有人将其称为非政府组织或“第三部门”。随着中国民间组织数量的增多及其活 动范围与影响力的扩大，民间组织的有关研究也日渐兴盛起来，并从社会科学的多个学 科方向展开。本文则旨在以政治学的视角，探讨民间组织兴起对中国政治发展所具有的 意义。 　　一、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民间组织的兴起概述 　　从一定意义上讲，民间组织的兴起和改革开放的进程具有同步性，这是因为由公民自 愿组成的民间组织属于社会的自主领域，而中国社会的自主领域的生成与拓展又与改革 前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紧密相关。建国以后直至改革前，为适应以政府指令性调控 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运行的需要，国家通过严密的公共权力网络和政治动员手段实现向社 会生活所有方面的渗透与组织，对经济和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控制。国家与社会之间 随之形成高度合一的关系状态，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重叠。[2]在这种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形态下，中国社会的成员与资源从整体上被以单位或准单位(人民公 社)的形式组织起来。这些单位组织分布于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与层级，但都具有特定 的行政隶属关系和行政级别，服从于国家对其发出的行政指令并籍此获取资源。而从社 会个体成员来说，则又分别依属于不同的单位，从单位得到生活资源与福利并通过单位 有限地向上表达利益。由此可知，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并不存在任何显见的自主运行空间 、自主资源，社会成员的利益实现也完全依赖于单位，这就决定了民间组织在改革前的 中国根本缺乏赖以生长的制度基础和利益动因。因此，尽管国务院在建国之初很早便制 定了社团规章，但此时的社团通常特指同样亦已单位化了的工会、妇联等人民团体，而 由公民自愿组成的民间组织则几乎没有。[3] 　　改革前这种不利于民间组织发展的国家与社会高度合一的关系状态在改革后发生了显 著变化。改革后，伴随市场经济改革的进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对经 济社会生活的控制与改革前相比，无论是从干预范围还是从干预力度上来讲都有相当程 度的缩减，且为不断完备的法制所规范。与此相应，社会也从过去对国家的纯粹依赖关 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借助市场经济之力，逐步获得了可观的且受到法律保障的自主空 间、自主资源，这样就为民间组织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制度前提和资源基础。另一方面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重大变迁的背景下，单位组织的数量虽则依然庞大，但地位和 功能已受到大幅度的削弱，其行政化的福利供给方式也再难满足人们由市场经济催生的 多元利益需要。而在人们新产生的利益需求中，又有一部分涉及到既非能由政府有效供 给也非能由市场有效供给的准公共物品或称“俱乐部”式公共物品，由利益相关的公民 联合起来自主供给这种公共物品却可以达到需求满足的最优效果。[4]在此情况下，一 些在市场经济中获得了主体观念、参与意识与自主行动能力的公民便通过自愿协作的方 式建立民间组织以应对此类需求。当然，当代中国民间组织的另一类重要形成方式是政 府将原先某些行政单位或准行政单位民间组织化，并向其移交部分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再 适合政府处置的社会治理职能。此类民间组织现仍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但已与其单 位制前身在组织性质上有根本的不同，而同那些公民自发建立的民间组织一样都是改革 后国家与社会适度分离的产物。进一步说，也正是因为国家与社会适度分离，社会自主 领域逐渐扩展这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动趋势在改革后一直持续，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 虽经历过波折和低谷，但其兴盛和繁荣的总体走向却清晰可辨：从数量上看，截至2001 年，民政部共登记正规民间组织20万余家，其中有全国性和地方性社团共128856家；民 办非企业单位82134家，其总量在二十余年中增长了十数倍；[5]从组织类型上看，民间 组织现已涉足教育、医疗、科技、环保等多项公益领域，并日渐显示出在这些领域的重 要性和功能性，成为对增进社会公共服务水平不可或缺的社会自组织力量。 　　二、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