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分期中的知识谱系学问题——从“当代文学”的“.docVIP

　　文学分期中的知识谱系学问题——从“当代文学”的“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及其相关的“新文学”、“文学史”等概念的知识谱系分析,揭示了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概念与20—30年代的“新文学”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对80年代建构在“文学”与“政治”、“启蒙文学”与“左翼文学”二元分立基础上的主流文学史观提出质疑,并进一步探讨了“知识谱系学”对文学史研究的启示。 一 知识谱系的差异常常表现为不同的问题意识。在一种谱系中被视为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在另一种谱系中却可能是不折不扣的伪问题。反之亦然。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场域中发生的学术论争大都可作如是观。近年来学者们围绕“当代文学”的合法性以及中国文学现当代文学分期的讨论就是一个例子。在一篇题为“给‘当代文学’一个说法”的文章中,许志英先生明确指出无论是“当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史”都缺乏作为一门学科的合理性,主张用“现代文学”来整合“当代文学”,将目前属于“当代文学”范畴的“50—70年代文学”乃至“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统统划归“现代文学”,“不仅现在的文学可叫做现代文学,就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的文学也可叫现代文学”,而“当代文学”则用来指称当前的文学。许先生在文章中还回忆了一段公案来说明问题:“记得80年代中后期国务院整理研究生专业目录时,我听叶子铭先生说,起初大家同意用‘中国现代文学’来代替‘中国现当代文学’。但等到目录公布时,还是叫‘中国现当代文学’。原因据说是搞当代文学的一批人不同意取消‘当代文学’概念,说当代文学时间比现代文学还长,为什么要取消当代文学的提法,这不是现代文学吃掉当代文学吗?现在看来,这种跑马圈地、各立山头的思路已没有多少市场,人们对从1917年起始到今天为止的中国文学只能作为一个学科,已无多少歧异之见。”① 许先生关于“当代文学”的说法显非一家之言。不仅许多年前唐弢先生就有过“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定论,近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类似观点屡见不鲜②。只是如此众多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在一个“已无多少歧异之见”的“事实”上郑重其事地费口舌,反而显出问题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在知识谱系学的视阈中,“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都不应该被理解为“历史”或“文学”本身内部固有的东西。抽象的“时代”分期与断代模式因为隐含着有关历史发展的现代性思想,因而绝不只是价值中立的时间范畴。“现代”是在一种线性的年代表(alinerchronology)中确认的,而掌握线性历史标志的“世纪”纪年,却直接源于基督日历。“当我们根据基督日历进行思考时,我们就被限定在某种思想的体系中,把本土的历史看成是世界性的,而这种‘世界性’,使我们忘记了自身所需的话语空间的类型”③,故柄谷行人认为:“分期对于历史不可或缺。标出一个时期,意味着提供一个开始和一个结尾,并以此来认识事件的意义。从宏观的角度,可以说历史的规则就是通过对分期的论争而得出的结果,因为分期本身改变了事件的性质。”④在这一意义上,“现代”与“当代”都不是单纯的、中性的时间概念,与此相关的“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更不是静态的知识分类,而是以一定的措辞建构起来的历史产物。像所有其它的现代性学科一样,作为一门经过分类的知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都有着特定的意识形态涵义与内在的权力背景。如果没有批判的反思,这些概念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被用作权力的工具。因此,能否在定义、寻找、批评和讨论“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乃至“现代”、“当代”甚至“文学”时,充分注意到这些概念得以存在的历史前提,就变得至关重要。就本文涉及的“当代文学”合法性及其与之相关的文学史分期问题,我们至少应当就如下问题展开追问:“现代文学”的意义是如何确定的?是谁确定的?我们对“现代文学”分期的讨论是在何种语境中提出?“现代文学”与一些相关的现代性范畴,如“新文学”、“旧文学”、“当代文学”、“传统”之间具有哪些复杂的互动关系?等等。用刘禾的话来说,“因为这一境况关系到知识的条件作用,任何在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穿越往来都要涉及这些条件。我们需要做的是对这些条件本身加以解释,而不仅仅是假定着这些条件。”⑤ 黄修己先生在出版于90年代中期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一书⑥中将20世纪新文学史写作中影响最大的“新文学史观”归纳为四种,分别是胡适为代表的建立在“历史进化论”上的新文学观、阶级论的新文学史观、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学史观与80年代中期黄子平等人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⑦。虽然这一分类标准尚可作进一步的推敲,但其提供的知识地形图对我们分析上述问题还是大致有效的。 今天被我们称为“现代文学”的概念曾经被叫做“新文学”。最早的“新文学”定义是由胡适、郑振铎、鲁迅以及《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其它编者奠定的。30年代以后出现的大量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