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话语与文化自觉——关于文化与权力关系问题的哲.docVIP

　　权力话语与文化自觉——关于文化与权力关系问题的哲 摘要： 在当代学术界突显出的从权力的角度解读、叙述现代文明乃至整个文化的叙事方式和权力话语，既是对传统文化观的突破，又包含着新的矛盾和问题。文化作为价值的分化与整合活动就有“权力”的维度和功能， 其目的在于营建合理的社会生活秩序。在社会分裂和对立的情况下， 文化与政治相对区分开来，权力对于不同的人表现出不同的意义并有了合法性问题。而正是人类文化赖以构成的自然、社会和个人这三个维度互为中介、相互转化的关系，导致文化形态和权力类型的变化， 这也是权力话语从神的话语转变为权威话语， 在当代则转向大众话语的根本原因。要让现代话语开显出现代的道理亦即现代良性的社会生活秩序，使权力在其中合理地运作， 就应当秉守“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关键词： 权力； 文化； 话语； 秩序； 文化自觉在人类思想史上， 一向有关于文化与权力关系的各种论说。然而， 只是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和展开，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才被高度“主题化”并成为现代学术的重大论域， 产生出各种各样的文化和权力理论。而从权力的角度解读、叙述现代文明乃至整个文化的研究方式及权力话语，在今天已成为一种学术潮流。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 它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和教益？ 我们对文化和权力的关系应当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说法”？ 这是笔者感兴趣的问题。弄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切地了解现代文明的价值及其缺陷， 也将有助于中国先进文化与政治文明的建设。由于这个论题极其复杂且涉及面广， 本文只能是一个论纲式的探讨。一在人们一般的意识或印象中， 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是一个夹缠不清、模棱两可的问题： 一方面， 文化与权力似有不解之缘： “知识就是力量”， 力量(poony) 概念之后， 文化与权力的内在关联性更是得到西方学界相当普遍的承认。在这方面， 福柯、布尔迪厄、鲍曼和萨义德等人的探讨和论述产生了较大影响。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福柯认为， 现代社会的知识与权力“直接相互连带”，共同实施着对人的身体行为的监控和约束。福柯通过对疯癫史和作为权力践行的重要方式的监狱的考察， 发现近代以来的文明社会， 对人的肉体的束缚和压迫并未解除而只是转换了形式：虽然野蛮的“惩罚”受到了限制， 但理性和知识施加于人的“规训” ( surveillance， 即监视) 和“纪律” ( discip lines， 亦指“学科”) ， 即通过“教训、话语、可理解的符号、公共道德的表象”对人的头脑、思想的训练和控制却越来越强化了。他认为， 人文科学知识作为精神疗法和社会技术，充当着现代性规训的有效中介， 由此导致监控在现代社会的普遍化和权力的无所不在。现代社会的“真理”就是由权力网络按一定程序控制、选择、生产和分配的话语。布尔迪厄的“文化权力”理论。布尔迪厄认为现代社会的文化是独立于经济和政治的， 专家团体是文化自主发展的驱动力。但文化也是一种权力，一种能够把现存社会安排合法化的符号权力， 这种权力因而常常与经济资本或政治权力相交换。而所有的文化符号与实践--从艺术趣味、服饰风格、饮食习惯，到宗教、科学、哲学乃至语言--都体现了社会“区隔” ( difference) 即区分和隔离不同阶层的功能。他还通过对法国高等教育和学生群体的研究， 展示了权力场域与精英教育之间的关系--名牌大学的教育就是对权力场域进行再生产； 而教育体制内部的利益竞争与文化权力造成的等级甚至鸿沟， 则持续地强化着现有社会阶层的分离。鲍曼的“知识分子”理论。鲍曼在广泛汲取批评现代性观点的基础上， 明确提出知识与权力的结盟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并重点批判了基于同一性思维和人工设计的“园艺”式社会观及现代管理体制。他认为， 现代性的展开是一个从“荒野文化”向“园艺文化”转变的过程， 在这个按照统一标准进行管理和整饬的过程中，产生了作为“立法者”的现代型知识分子， 其角色由权威话语建构而成。但在后工业社会， 一个担负理性化规划工作的主体已不复存在， 知识分子也不可能再为世俗权力提供基础和合法性，再为社会设定真理和价值的普遍标准。他赞同后现代知识分子充当阐释者角色， 对文本的意义进行阐释并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进行沟通交流。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萨义德指出西方的文化霸权不仅体现在西方社会内部， 更体现在西方与东方的关系上。15世纪以来在欧洲形成的“东方学”作为西方学术知识的一个门类， 其实是西方人从理论上支配东方的工具。由于东方人也认同了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把西方文化视为现代的普遍的而自己的文化则是前现代的特殊的， 从而使其具有合法性。“东方学作为一种处理异国的思维形式典型地表明了东方与西方的僵化区分所产生的下面这一令人遗憾的趋势： 将思维硬塞进一个西方的或东方的狭小车厢内。由于这一趋势处于西方东方学理论、实践和价值的核心，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