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射刑在我国的实践困境及其价值根基.docVIP

　　注射刑在我国的实践困境及其价值根基 关键词: 注射刑/行刑/困境/价值根基 内容提要: 变动中的行刑理念促成了死刑执行方式的不断更迭，注射刑的出现是契合行刑实践时代潮流的产物。注射刑作为一种新型的死刑执行方式，面临着操作不当将增加受刑人的痛苦，成本比较高昂，适用范围问题受到不断质疑以及程序操作缺乏明确性指导等困境。但是其背后蕴藏的深厚底蕴决定了难以抹杀它的人道化、轻缓化等价值根基。当前努力的方向是在正视注射刑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基础上，推进注射刑的行刑实践。 一、我国死刑执行方式的更替与变革 死刑的历史在每个国家都是古老而漫长的。纵观这古老而漫长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死刑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血亲和氏族复仇，泛滥于奴隶社会和残暴封建社会及教会统治时期。在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死刑处决方式五花八门。我国奴隶社会死刑执行的方法主要有杀、烹、炮烙、剖腹等，基本上是以肉刑为核心、以残酷血腥为特点的奴隶制五刑体系。秦朝死刑分为五等，即车裂、腰斩、枭首、弃市、磔等。汉朝时期死刑的执行方法主要的只有三种：枭首、腰斩、弃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基本沿用了汉文景帝刑改革后的内容。隋朝确定了笞、杖、徒、流、死的封建制五刑体系，把死刑的执行方法法定为绞、斩两种，使封建制刑罚形成了一个较为文明的发展阶段。唐朝与之大致相同。宋代除绞、斩外，增加了凌迟、投崖、肢解等残酷方式。元朝继承了宋朝刑罚残酷性的特点，死刑执行方式为凌迟、斩两种。明朝制定的《大明律》采用传统的封建制五刑体系，恢复了死刑执行方式份绞、斩两种，规定“十恶”中“谋反大逆”等严重犯罪可凌迟处死。清承明制在执行方式上沿袭了封建制五刑体系，对死刑除绞、斩外，还有适用于谋反、大逆重罪的凌迟。 我国1979年刑法规定的死刑执行方式只有一个，即枪决。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形来看，受社会历史的现实环境和自身传统思维的束缚，当时还不可能考虑到其他的执行方式。把枪决的执行方式通过法律的形式首次确定下来，相对于我国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残酷性死刑执行来说，无疑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积极性作用。枪决的执行方式较之于凌迟、绞、斩、腰斩、枭首等，明显的进步可以从两个层面得以直接体现：一方面，枪决对犯罪人生命的剥夺更为直接，执行过程历时性的缩减将使囚犯在被执行刑罚过程中所受肉体痛苦的时间更为短暂，对囚犯个人的生理性痛苦大大减轻；另一方面，囚犯的尸首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这无论是对囚犯家人还是对外在群众来说，心理承受上能够更好地得以宽慰。因此，以历史发展的眼光视之，枪决的出现并作为一项长期死刑执行方式存在，其意义也不可低估。 行刑方式是与社会的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新型的执行方式涌进我们的视野，当人道化以不可低估的力量永不停歇地向前迈进，当立法者和理论学者把目光投到注射刑的时候，一项新的行刑方式注定就要诞生了。因此，在1996年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注射执行死刑的建议被采纳并被确定下来，从而与枪决一起共同作为当前的行刑方式。 二、注射刑承受的阻力限制 注射刑的上述价值决定了它有现实生命力，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不能忽视其客观问题的存在。既然注射的方式较之枪决更为人性化，更符合人道主义精神，那么为何注射方式未能获得大范围的推广呢？为何至今还不能用注射完全代替枪决呢？正视这些问题并给予适当的关注，是注射刑能够得以走得更远、走得更稳的前提性可能。 （一）注射刑的操作不当将增加受刑人的痛苦 注射刑的执行具有较高的技术性要求，本来是为了减轻行刑人痛苦的一种执行方式，却同样可能存在违背最初设计者初衷的潜在风险。从最早使用注射刑的美国司法实践的运用来看，在个别情形下却不容乐观。比如，美国亚利桑那州与肯塔基州使用相同的注射刑备忘录protocol，在Baze v. Rees一案中，有争论的问题并不是成文法律对死刑执行方式是模棱两可的，也不是立法机关没有对既有的注射刑草案呈示内在的诸多棘手的难题，而是三种不同药物的注射刑草案产生了难以避免的疼痛和痛苦。进而出现了联邦宪法第八修正案所言的“残酷和异常的刑罚”。[1]在亚利桑那以及美国其他州，在注射刑的过程中出现了较多的死刑被延长时间执行的情形。[2]因此，这些情形的存在使得人们担心，既然注射刑仍然不太完善，自然应该谨慎为之。 （二）注射刑的成本问题严重阻滞了其扩大使用 注射刑的执行并非“一针”（也称“针决”）那么简单，在注射针管的背后需要昂贵的费用作为保障。具体来说，首先是注射刑的针剂费用。比如，在我国，注射药物的价格是每剂300元，必须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发放，须专取专用，每次领取须由地方法院两名执行法官乘坐飞机往返，来回的费用自然不菲。一些地方中院为了节省成本，取药时火车进京飞机返回。这样算下来，针剂费用加上人工费用、差旅费用，其成本也是上千元到数万元不等。其次是硬件设施的费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