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刑事和解”与“认罪协商”语境下的刑事协商制.docVIP

　　浅谈“刑事和解”与“认罪协商”语境下的刑事协商制 摘要：刑事和解、认罪协商这一纠纷解决模式在近几年悄然兴起，为我国刑事司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但由于刑事和解涉及终结诉讼程序，认罪协商则将被害人排除在程序之外，其局限性显而易见。刑事协商制度关注到各方利益，在刑事案件一审判决之前，使公诉人、被害人和辩护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参与到存在罪责争议的纠纷过程中，经过多方的充分协商，就罪责承担及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在审判阶段以被告人认罪赔偿、被害人谅解、公诉人放弃追诉或提出较轻的量刑建议为内容，由法官依据公诉人的建议对被告人作轻缓处理；在侦查、起诉阶段，公诉人可以建议侦查机关撤案或作出不起诉决定。其目的是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并促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以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同时，刑事协商机制还为疑难案件的解决开辟了新的路径。 　　关键词：刑事和解；认罪协商；刑事协商；诉讼效率；构建和谐 　　一、“刑事和解”与“认罪协商”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刑事和解、认罪协商这一纠纷解决模式在近几年悄然兴起，为我国刑事司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同时，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内关于刑事和解、认罪协商的理论研究也蓬勃发展，为刑事协商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 　　（一）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源于欧美国家，和解可分为诉讼中和解与诉讼外和解，前者是指当事人双方，在法官的参与下经协商和让步而达成的以终结诉讼为目的的纠纷解决模式；后者是指当事人双方在诉讼过程中通过私下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从而放弃以诉讼方式解决纠纷①。对于刑事和解的定义，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都采用西方国家通行的表达方式，即认为“所谓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一般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 　　近些年来我国的浙江、江苏、上海、北京等省市检察机关都在不断的探索、实践刑事和解。在我国检察环节上的刑事和解，是指对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的轻微刑事案件，由检察机关组织、主导、推动，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经充分协商，以加害人认罪赔偿、被害人谅解、检察机关不起诉为结果的纠纷解决机制。 　　刑事和解适用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轻微刑事案件。当前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多限定为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单处附加刑、宣告缓刑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的有具体的被害人，而且加害人表示认罪的案件。特别是围绕轻伤害等轻微刑事案件开展的刑事和解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实践过程中，这一机制备受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是：检察机关参与刑事和解的定位及其裁量权，有待于法律规范和授权；检察官揭露犯罪、指控犯罪的职责，是否有违调解的公正性和自愿性；同时，还有刑事和解适用范围过窄，不能解决当前诉讼过程中所遇到的诉讼效率问题、疑难案件的解决等司法难题。 　　（二）认罪协商 　　与此同时，认罪协商制度的研究也方兴未艾。认罪协商制度是自20世纪初起源于美国的一种新型的刑事诉讼机制。近年来，认罪协商制度已不同程度地应用于英国、意大利、德国及加拿大等国的法律实践中。 　　所谓认罪协商，即被告人认罪以获得许诺利益所达成的任何协议。笼统地讲，在认罪协商过程中，检察官的承诺内容可以划分为三大类：一是关于指控罪名的性质的承诺；二是关于能和法院最终判决相符的量刑的承诺；三是关于向审判法官提交的案件事实的承诺。 　　与被告人的认罪协商，代表国家公权力的公诉机关与被害人可能存在不同的选择，但是，只要有一方同意协商，都可以产生认罪协商的后果。只是，当被害人选择协商，而公诉机关不同意协商时，被告人的认罪协商表现为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刑事谅解，仍然将对被告的量刑产生积极的影响。 　　认罪协商制度，也称辩诉交易或诉辩交易，是指基于诉讼的经济与效率原则，法律允许当事人就所指控的犯罪进行协商，检察官根据协商结果决定起诉的罪名与罪数，刑罚的种类与期限等，法院根据协商结果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在协商结果内适用法律的一种诉讼便利制度。 　　认罪协商制度在保证被害人权利与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通过与对方当事人的协商，以避免一些在具体案件上的指控中证据不足的弱点，及时而又有效的完成诉讼，但是，在协商过程中，是排斥被害人参与的，被害人的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 　　被告人认罪案件不仅程序更加简便，可以节省大量的司法资源，而且因被告人认罪，大大降低了案件的审判难度，直接化解了公诉机关与审判机关可能面对的“错案”风险。因此，在审判实践中，被告人（犯罪人）认罪的普通程序简化审审判模式得到了大力的推行，以笔者所在的检察院为例，每年以普通程序简化审方式开庭审理的刑事案件约占全部刑事案件的80%. 　　二、刑事协商制度的内涵 　　司法机关的改革和探索为建立刑事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