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法制建设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的发展和创.docVIP

　　论中国法制建设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的发展和创 　　摘要：中国共产党人在充分认识和继承马克思主义法的本质观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法具有人民意志性、制度规范性、社会规范性、人民利益性、法治人性化（以人为本）、和谐法制观的本质，是对马克思主义法的本质观的发展和创新。充分认识这些创造性的论述，可以更好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握依法治国建设的时代脉搏，与时俱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和谐社会，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法的本质； 发展； 创新 　　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在中国进行全面法治建设时期，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提出新时期社会主义法的本质观思想，推进了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推动了中国法治建设的顺利开展。这一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对本质观的发展和创新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对于马克思主义法的本质观在改革开放的转折时期对于法的本质的重新认识阶段；二是在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对于马克思主义法的本质的创新认识阶段；三是以党的十六大的召开为契机新一代领导集体对于马克思主义法的本质的深化认识阶段。这三个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实践家都对马克思主义法的本质提出了适合历史和时代要求的创新性观点，对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进一步实施依法治国战略，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发挥了巨大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导作用。 　　 　　一 　　邓小平法制思想实现了革命法制向建设法制的转变。改革开放前我国法制的功能主要局限于对敌斗争、惩治犯罪和维护统治的范围，过分地强调法律的制定主要是服务于权力的巩固，把法律仅仅作为实现政治统治的必要工具和手段。“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对当代中国国情、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作重新认识和深刻反思。他明确地意识到：“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1]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2]为了实现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当代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且提出了如何从制度上来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等一系列措施。其中提到：“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使国家的经济更难发展，使人民生活更难改善。”[3]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邓小平在强调法律对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定的同时，特别重视法律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保护作用和规范功能。他指出，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法制基本功能理论的及时调整，是我国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尤其是现阶段，对法制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邓小平的法制思想是对毛泽东民主法制思想的继承和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和创新。邓小平的贡献是将民主同法制紧密结合起来，把法制提到治国的战略高度。邓小平重视“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强调了“法制建设”，从而回答了国家生活中、历史教训中的种种重大问题，诸如靠什么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靠什么防止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靠什么来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安全和权利，靠什么保持政治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靠什么来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一不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4]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法制建设逐步走向正轨。邓小平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5]“制度好可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6]“一定要使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7]“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8]邓小平指出：“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所以，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9]邓小平强调“要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反复指出：“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10]邓小平的这些论述都充分强调了法的制度规范和社会规范作用，体现了对法的制度规范性和社会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