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表意成分.ppt

第三讲：符号表意过程 能指与所指 双重分节 符号意指三分式 无限衍义、分叉衍义 试推法 艾柯七条、类型符问题 “能指”与“所指” 索绪尔讨论符号的出发点。 索绪尔把符号视为能指与所指的结合。能指是符号的可感知部分，在不十分严格地讨论时，符号也就是符号的能指。 符号的意义称为“所指”。 能指可以是“符号载体”，“符号文本”。 所指是“意义”“对象”、“解释”等。 哪个在先？ 所指是否先在，等着一个能指来指出，能指应所指之需求才出现？ 还是相反：能指被解释出一个所指？艾柯看来赞同后一说，他曾经干脆称能指/所指为“前件/后件” 。当前件消失，后件也不可能存在。 没有能指，任何一种所指都不可能出现。 在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中，存在是纯粹意识的意向性存在，世界是被构造的的意义世界：思必有所思。 王阳明说：“意之所在便是物”。  所指就是能指所指出的东西， 这定义的确是同义反复，而且似乎故作惊人。 实际上索绪尔的术语本来就是这个意思：这两个法文词（signifiant/ signifié）只是一个动词（signifier，符指）的主动动名词（符指者）与被动动名词（被符指者）。 在西文中，从来不必为“所指”下定义，而在中文中不得不来一个同义反复的定义。 “所指优势”符号：科学的/实用的 《易传.明像篇》“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实用表意活动以达意为目的，得意忘言，得鱼忘筌，是正常的。 化学方程式如果不能与实验对应，就无效。 朗格：“词本身仅仅是一个工具，他的意义存在于它自身以外的地方”。 “名不副实”是我们都想躲开的罪名。 鲁迅的解剖图 鲁迅《藤野先生》一文中说到他把解剖图“美化”了一下，受到藤野先生的好意规劝：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 解剖图当然必须所指优先，能指是否“好看”，不必也不应当考虑。 能指优势符号：艺术/仪式/文化 能指并不需要明确指向所指，而是独立形成一种价值。 古代中国人三跪九叩向皇帝表示敬意，欧洲人用鞠躬。耶稣会教士在中国苦心经营二百年，最后撤出，原因是梵蒂冈教皇虽然也同意教士应当向中国皇帝表示敬意，却不允许他们用叩头方式表示这种敬意。 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能指能够制造真相的感觉 犹太人忌食海蜇，是因为犹太人为种族维系而长期禁止族外通婚，海蜇被视为“非鱼非肉”，触犯了忌讳。直至今日民族文化意识过强的犹太人，看到食用海蜇会反胃。 伊斯兰教徒闻到猪肉会恶心， 中国人看到“美式摔跤”（其实是一种表演）觉得惨不忍睹，过分残酷。 《诗》可兴观群怨，小说可诲淫诲盗，都与能指制造的“现实幻觉”有关。 能指形式至关重要：避讳与命名 中国古代的避讳，所指相同，能指只是改用一个写法，不遵守就会有杀身之祸。 太平天国在江河日下时，公布《钦定敬避字样》，避讳制度却加倍严格起来，显然是为了加强控制。 各种命名法，例如地名，国家名的更改，也是起团结内部作用。 能指形式偏执 对能指仪式意义的过分崇敬。 1996年广州与北京同时改电话号码位数为八位，北京统一加6，暗指“六六大顺”， 广州原拟加5，但是受到群众反对，因为5粤音谐音“无”，因此改成8，粤语谐音求财。 北京人和广州人的幸福感固然不高，但是没有每天接触到的这些吉祥数字，感觉会更糟一些。 福柯《词与物》 人类最初使用符号时，语言符号是物的确实并且透明的符号。 但是文化让符号超越与具体物的对应，而指向自身。 词语-物关系的逆转，是现代社会知识型上的根本断裂。 最终，符号作为传播媒介，就像货币作为流通媒介一样，只关心自身的增殖潜能，而将其与物的关系通道全部切断。 应当说，福柯的这个看法非常尖锐正确：当代文化中符号泛滥，是因为能指优势吞没了文化。 双重分节（double articulation） 索绪尔：“应用到言语上，分节既表明说出来的语词链分为音节，也表明意义链分为有意义的单元”。 此后语言学家马丁奈（André Martinet）对双重分节做出反向的讲述。 叶尔慕斯列夫认为语言最基本的双重分节，不是在词素与音素之间，而是在“表达”与“内容”这两个层面之间。 叶尔慕斯列夫认为表达层的单元是纯粹形式，是空洞的，他称为空符（ceneme）；相对应的内容层面是具体的意，是实符（plereme）。 巴尔特建议符号学可以称作“分节学” （arthrologie） 符号本身可以改称“节”（articuli）。 分级的重大作用 能指分节造成所指分节才形成符号系统： 学生分成年级和学历， 教师分成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军官分成尉级校级将级帅级， 机关职员分成科级处级局级部级， 没有 “5进4”之类的PK制，各种选秀节目将是一片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