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功利”思想的哲学反思-.docVIP

　　现代“功利”思想的哲学反思* 　　中图分类号：B-49〓〓〓文献标志码：A〓〓〓：1001-862X（2016）01-0094-00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中，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社会伦理道德的滑坡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人们总是把这种矛盾的根源归于个人主义的“功利”价值观，普遍对“功利”竭力排斥甚至否定。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否与“功利”有着直接的关联？或者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厘清这一问题需要认清“功利”的基本含义及其在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功利”的哲学内涵及其演变 　　“功”、“利”连用最早见于《庄子》：“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1]意思是功利机巧必定不会放在有德者或圣人的心上，但庄子没有展开讨论。在先秦，讨论较多的莫过于墨家与儒家了，不过，他们没有把“功”、“利”放在一起言说。比如墨子说：“功，利民也。”[2]“功”，可以理解为“成果”、“功绩”或“利益”。与“功“相对的就是“过”，“过”的后果就是与“利”相对的“害”，正如墨子所言：“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3]这里的“利”是动词，但从墨子以上的言论可以看出，墨子所谓的“功”体现的恰是现代意义上的“利”，“功”与“利”的本质在逻辑上是一致的，由此可以推论“功”和“利”的联结也是必然的。在实践层面，“功”和“利”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是相辅相成的。 　　孟子对“功”的理解与墨子有同有异。孟子说：“食功，非食志也。”[4]可见，二人都认为“功”是贡献、功绩之义，不同的是墨子所说“功”的对象是大众，而孟子的“功”的对象是个体，而二人对“功”的肯定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墨子与孟子对“利”的态度截然不同。由上文可以看出，前者的“利人，人必利之”是站在积极意义上而言的，后者却否定“利”，特别是在个人之“利”与公共之“利”相比较时表现出激烈的反对，并明确把“利”与“义”联系起来。据《孟子?告子上》记载，针对杨朱的“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思想，孟子批判其为“无父”，是“禽兽”。杨朱是站在个体的立场维护自我利益，孟子则重义轻利，他在见梁惠王时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5]在治国之道方面，孟子反对言利，而以仁义为主旨。这里的“利”主要指非物质性的“利”，对于物质性的“利”，儒家并不否定，但体现在精神上的“利”非但未被重视，反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鄙薄，西汉的董仲舒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记其功。”“义”和“道”不能建立在“功利”的基础上，否则“义”既不能被“正”，“道”亦失去“明”的可能。但实际上，无论是“正其义”还是“明其道”，目的正是“功利”，只不过这个功利不是针对个体而言，而是公共的“功利”，就是以公共的“功利”彻底否定个体“功利”。法家与儒家的观点正好相反，他们认为不但“功”和“利”是内在统一的整体，而且从人性方面肯定个体对功利的需求，认为功利是人先天的本性：“民之生（性），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6]北宋的李觏同样从人性的角度来谈功利的合理性：“人非利不生。” [7]南宋的叶适、陈亮针对理学的空疏，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8]总体上说，中国古代对“功利”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一直持续至今。 　　二、“功利”的现代哲学阐释 　　“功”在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劳绩、成绩，与“过”相对，延伸义有成就、成效等。“利”的本义是好处，与“害”相对，延伸义有利害、利益等。由此可以看出“功”和“利”之间的连接关系：“功”作为一项事业或者既定目标圆满或较为圆满的结果，会对实践主体产生相应的积极影响，这种影响可以称作“利”。把“功“与“利”连在一起，在逻辑上正好符合现代“功利”的基本意义，“功利”就是指某种东西有利于实践主体，是实践主体自身的利益，而它的延伸义则为当前物质上的效益或功名利禄。显然，后者多是贬义。在这里的实践主体具有三种主体形式：人类（共同体）、人群（群体）、个人。因此，对“功利”的理解应从实践主体的三种形式上全面把握。[9] 　　 “功利”的根本意义在于实践主体通过实践活动而创造的成果与实际产生的社会效益的一致性。就“功”与“利”之间关系而言，既存在着二者之间的均衡关系（一致性），又存在着二者之间的差别关系（“功”大于或者小于“利”的可能性）。从实践主体的视域看，主体“功”的创建存在着对自身物质或者精神上“利”的要求问题，当然，同样涉及三种形式实践主体相互之间的“利”。从道德和价值层面上说，“功利”作为意识形态，可以反映实践主体对“功利”的态度、社会对这种态度的看法以及社会存在的价值取向;仅以个人实践主体而言，“功”与“利”是否平衡涉及个人能否体现自身能力、在经济上所作出的奉献与实际发生的效益是否相一致、对社会的贡献与个体所获得的荣誉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