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煦明农民工与中国高储蓄率之谜从潮起到潮落.PDFVIP

冯煦明 ：农民工与中国高储蓄率之谜：从潮起到潮落 作者简介：冯煦明 ，中国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文发表日期：2017-04-28 高储蓄率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典型现象。中国的储蓄率不 仅显著高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而且也高于巴西、印度、墨西哥等发 展中国家。即便在文化背景相近的东亚、东南亚地区，也明显高于除新加坡之外的其他 国家（新加坡的储蓄率也长期处于较高水平，约在45%-50%之间，但考虑到其小型岛 国经济体的特质，与中国的可比性不强）。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1980 年之后的大部分时期里，中国的储蓄率是在 持续上升的，特别是1980 年代中期-1990 年代中期、2001 年-2010 年这两段时间。储 蓄率从1980 年代初的33%左右持续上升到了近年来的50%左右（图 1 ）。 图1 中国经济的储蓄率走势（1977-2012 ） 关于中国高储蓄率有多种解释，本文主要探讨其中一种解释：以二元经济下劳动力 结构和收入分配为切入点来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及储蓄率的上涨。 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部门工作，由于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谈判力量，这 些劳动者所获得的工资低于其劳动的边际产出，导致收入分配中劳动份额较低，这构成 中国经济在该段时期低消费高储蓄的重要结构性原因。中国储蓄率快速上升的时期与大 量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时期的基本对应的。 我们发现，不论是时间序列数据还是截面数据，都为上述论断提供一定程度的佐证。 从时间序列来看，农民工在劳动人口总量中占比的变动与储蓄率的变动呈现出非常显著 的正相关性。从截面数据来看，农民工流入大省与储蓄率最高的省份也基本重合。我们 进一步通过建立理论模型论证发现，这两个变量之间不仅存在着统计上的相关关系，而 且也存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高储蓄率与储蓄率上升：一个分主体的考察 分析储蓄率及其变动的一个途径是分别从储蓄行为主体的视角进行考察。居民、企 业、和政府是进行储蓄行为的三大主体。我们根据资金流量表数据计算出居民、企业、 政府三个部门的储蓄率。对于住户部门和政府部门而言，储蓄分别等于其可支配总收入 减去最终消费。对于企业部门而言，因为企业不存在消费问题，其可支配收入即为储蓄。 非金融企业部门和金融机构部门合并考虑为“企业部门” 。参照文献中通行的做法，我们 将各部门的储蓄率定义为部门储蓄除以国内部门可支配总收入。于是，三部门的储蓄率 加总之和即为国民储蓄率。 在对各部门储蓄率进行深入分析之前，有必要首先对数据做几点必要的解释：（1 ） 中国的“资金流量表” 自1992 年开始编制，迄今为止编制了 1992-2011 年共计20 张资金 流量表。国家统计局会不定期地根据经济普查结果对以往的资金流量表数字进行修正， 例如本文中使用的2000-2009 年资金流量表即为《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根 据经济普查结果修正之后的历年数字。（2 ）也正是因为上述原因，不同时期的文献由 于所引用数据的时间和来源不一，对分部门储蓄率的计算结果也会有所差别。表1 中我 们将本文中计算的部门储蓄率与中国储蓄率研究代表性文献之一李扬、殷剑峰（2007 ） 中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在1999 年及之前我们的数据与李扬、殷剑峰（2007 ）是一致 的，而在2000 之后，由于统计数据修正的原因，两者出现了分歧。下文的分析中我们 以修正后的最新统计数据为准。（3 ）由于统计数据的调整，在纵向比较部门储蓄率变 化时需要特别谨慎，例如政府储蓄率在1999-2000 年的转折点很可能是由于数据修订过 程中统计口径的变动造成的，并不必然代表政府储蓄率的真实下降。 统计发现，2001 年之后，尽管三个部门的储蓄率都有所上升，但政府储蓄率和企 业储蓄率的上升幅度要大于居民储蓄率。2001 年到2008 年八年间，在国民储蓄率总共 上升的 14.35 个百分点中，其中居民储蓄率仅上升了2.28 个百分点，而政府储蓄率和 企业储蓄率分别上升了7.26 和4.81 个百分点。 如果将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合并理解为“非居民部门” ，与“居民部门”放在一起进行 对比理解和分析；那么可以认为非居民储蓄率的上升才是国民储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政府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向企业征税，个人所得税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仅 约在4.9%-6.1%之间；所以政府储蓄的本源绝大部分来自于企业收入，因而“非居民部 门” 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企业部门的“综合储蓄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