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科技文化中心.docVIP

我国古代的科技文化中心 　我国古代的三大学派，经学、佛学、理学，有的从这里首传，有的从这里兴盛，三者的主流均渊源于此。老子李耳曾在此做官，孔子孔丘曾前来洛阳求学。至今洛阳城还保留有孔子入周问礼处的石碑。司马光曾在此写下了不朽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班固著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西汉小说家虞初写成通俗周史演义--《周说》，被后世称为小说之祖；张衡创制了地动仪和侯风仪，发展了我国的天文学和地球物理学。许慎的《说文解字》，王充的《论衡》，陈寿的《三国志》，杨衍之的《洛阳伽蓝记》，郦道元的《水经注》，都是在洛阳写成的。李白也曾在此留下了豪迈的诗篇；白居易半移生计入香山，在此度过了光辉的晚年；左思在此写下了闻名四海的《三都赋》，由于人们争相传抄，于是有了洛阳纸贵的典故。 　　东汉太学 　东汉太学建筑在洛阳开阴门外，去宫八里的地方。其遗址在今偃师县佃庄乡太学村附近。 太学是我国古代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 　东汉大学始创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其后屡加扩修，规模宏大。汉帝时，太学学生达3万余人。 　1949年后文物工作者对太学遗址进行了勘察发掘，发现太学遗址分为东、西两大部分，东部面积达3万平方米，西部面积也有2万平方米左右。 　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大学士、文学家蔡邕与司马日禅等诸儒，请求订正儒学经本文字，得到汉灵帝诏准，由蔡邕等以隶体丹书石碑46块，刻立于太学讲堂前，史称熹平石经、汉石经、一体石经或一字石经。这实际上成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蔡邕是东汉著名的书法家，尤工隶书。他书写的熹平石经，是汉代书法艺术的总结和最高峰。石经立起后，每日观览摹写者众多，出现车乘日千余辆，填塞阡陌的盛况。 　曹魏文帝黄初五年（公元224年）重兴太学。至齐王曹芳正始二年（公元241年），又在太学刻立石经28块。相传为邯郸淳等所书。史称正史石经或魏石经。因它的每个字都是用大篆、小篆、隶书三种字体所写，故亦称三体石经域三字石经。 　在太学遗址及其附近，1949年前后曾出土不少汉魏石经残块。其中熹平石经约计8000余字，正始石经约计2500余字。石经在统一儒学诸经版本、保存文化和传播文化方面起过重大的历史作用，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化、教育、书法等有重要意义。 　1931年，在辟雍遗址中发现古代石碑一方，通高3．22米，宽1． 10米，厚 0． 3米，正面额书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成德隆之颂等字，即著名的西晋三临辟雍碑。 　创建于 1900多年前的国立大学--东汉、曹魏、西晋时期的太学，在我国，以至于世界文化教育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像东汉太学那样规模宏大、师生众多，在当时世界上是仅见的。 　　东汉灵台 　在汉魏洛阳故城南郊，今堰师佃庄乡岗上村与大郊碧之间，有一座巨大的夯土台，巍然耸立，古老的洛河，沿着它的北部流去，极其雄伟壮观。这便是中外瞩目的东汉灵台遗址。 　陆机《洛阳志》载：灵台在洛阳南，去城三里，大道东是明堂，道西是灵台。经1974年发掘，灵台遗址范围达4万多平方米。东西有夯筑的墙垣，墙垣内的中心建筑就是人们今天尚能看到的这座夯筑高台。它在地面之下的台基长宽各约50米，地面上现存之夯土台东西残宽31米，南北残长约41米，残高约8米余。 　在夯土高台四周，各有上下两层平台，下层平台，周围原系环筑回廊。 　上层平台，四面各有五间建筑，每间面阔5．5米，建筑的后壁与第一层回廊之后壁相同。 　上层平台西面，与其余三间不同。它是在原五间建筑的后面，又向内加辟内室，进深约2米，外室与内室以土墙相隔。这个内室很可能就是作铜浑天仪于密室中（《晋书·天文志》）的密室。 　灵台顶部是观测天象的场所，其形制应是上平无屋，灵台四周的建筑，则应是观测人员进行记录整理的衙署。 　据有关资料记载，灵台共有43人供职，除丞一人总掌全台工作外，尚有14人候星，2人候日，3人候风，12人候气，3人候晷景，7人候钟律，另有一人为舍人。像这样规模庞大，人员众多，分工明确的天文观测台，在当时世界上是少见的。 　灵台是当时最大的国家天文台，是太史令的下属机构。东汉杰出的科学家张衡，先后两次任职太史令，亲自领导、主持了灵台的天象观测和天文研究，他不仅写出了《地震对策》、《浑天仪图注》、《灵宪》和《灵宪图》（《灵宪图》是我国最早的一张星图）等重要的科学著作，还设计制造了浑天仪、地动仪等精巧绝妙的科学仪器。这些仪器安放在灵台上。公元133年、135年、137年洛阳连续发生地震，张衡的地动仪均有显示，契合无异。公元138年，它还准确地测报了发生于千里之外陇西的一次地震。这是世界上第一架测报地震的仪器，它早于欧洲的第一台地震仪（公元1880年）1700多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