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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汪曾祺作品中的中华人文精神 　　中华人文精神以人为本，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出的“天人相与”观，有助于保持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在 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表现出的人伦秩序和“安老爱幼”观，有助于保持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和和谐；在对待人与自 身的关系上表现出的自省意识、价值自觉和修身养性，避免了人的肉体和灵魂、感性和理性的分裂。自称“中国式的人道 主义者”的汪曾祺接受传统儒家思想的仁爱学说，在作品中融注了中华人文精神，十分关注普通小人物的命运和心灵、人 性的优美丰富和价值意义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正是其作品的价值所在. 　　汪曾祺在《自报家门》中说：“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两 千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点，我在昆明教中学是 案头常放的一本书是《庄子集解》。但是我对庄子感极大的兴 趣的，主要是其文章，对于他的思想，我到现在还不甚了了. 　　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儒家是爱 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 人道主义即为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作为Humannism 的译词而被广泛使用的，它在中国新文学初期有以下几种译 法：学衡派胡先骕在1922年评论《尝试集》是译为“人文主义”； 周作人在1919年初的《人的文学》中译为“人道主义”；梁实秋 在《现代文学论》中则将其译为“人本主义”。其实这三种译法 恰是西方人文精神的三个重要阶段：人文主义——人道主义 ——人本主义。然而，“人道主义”原本是人文精神在一定历 史条件下产生的新内涵，是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阶段，是 强调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新发展，但它现在在中 国好像具有独立存在的含义，可被看作是人文精神的代名词. 　　人文精神指关怀人的精神，其核心应该是人，它是对人的关 切，有对普通人、平民、小人物的命运和心灵的关切，也有对人 的发展和完善、人性的优美和丰富、人的意义和价值的关切. 　　中华人文精神就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各种文化所形成的 基本的文化精神和优良品格，其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 行为方式和价值理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主导性文化 精神。中华人文精神以人为本，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 现出的“天人相与”观，有助于保持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在对 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表现出的人伦秩序和“安老爱幼”观， 有助于保持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和和谐；在对待人与自身 的关系上表现出的自省意识、价值自觉和修身养性，避免了人 的肉体和灵魂、感性和理性的分裂。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熏 陶的汪曾祺在创作中很自然地表现出这种中华人文精神，这 也就是他自称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的原因. 　　虽然汪曾祺在刚刚步入文坛是受过西方现代主义派的影 响，但是进入文学创作成熟期后他毅然回归了现实主义文学 传统。纵观其创作全貌，他的小说背景主要是他的家乡江苏 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因为他在这几个地方呆过. 　　“我的以这些不同地方为背景的小说，大都受了一些这些地方 的影响；风土人情、语言——包括叙述语言，都有一点这些地 方的特点。”他笔下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受苦受难的下层小人 物，和尚尼姑、中小学教员、卖卤味的、药店伙计、挑夫、锡匠……汪曾祺用优美的笔致给与他们中国的传统美德，寄托着 作者所赞美的扶危济困、相濡以沫的中华人文精神. 　　汪曾祺是从情感上而不是从理性上认同儒家的“仁爱”思 想的。孔子的“仁”是以亲子之爱为人类学心理情感基础的， 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爱人”“泛爱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等仁学理想。这种讲人情的、朴素的人道主义精 神，是汪曾祺小说叙述的主要情感动力。这种“仁爱”的情感 倾向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构成其作品的世俗文化氛围、人 物行为方式以及人物形象的精神内核。在《大淖记事》中，我 们看到锡匠们在十一子遇到水上保安队的非法殴打时，揭竿 而起，自动组织起来上街游行，在世俗的情谊中生发出一种高 尚的原始正义，而这种原始正义与他们日常的行为方式密切 相关，他们平时相互之间从不抢生意，若是合作做活，工钱也 分得很公道，这其中联系着他们对于“仁爱”的理解，在他们 看来，人和人之间应该平等相处，应该以仁爱之心对待自己、 善待别人、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源自于儒家的“仁爱”观念， 汪曾祺不仅赞扬普通人重义、重情、爱人的美好情怀，而且对 于他们纯真自然的人性表现形式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同时对 那些不合理的人性形式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和悲哀。《鸡鸭名 家》中的炕房师傅余老五是孵小鸡的能手，孵小鸡，对他来说 并不仅仅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高于生产之上的精神创造，在 孵小鸡的那几天，他“尊贵极了，也谨慎极了，还温柔极了…… 他聚精会神，身体的各部全在一种沉缅，一种兴奋，一种极度 的敏感中，用他的感觉判断一切，炕房里暗暗的，暖洋洋的，潮 濡濡的，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