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计划声音艺术单元-广东美术馆.docVIP

青海计划“声音艺术单元” “在”青海：现场即剧场 文/张安定 现场，不能被想象。在青海，我们双脚在地，头顶着天，打开所有感官去聆听。我们知晓当地声响环境的丰富，多样、独特和流动。我们和人群、空间、声响，和社会情境在一起。 现场，有关存在和参与。我们知道这是随时消失的现场。现场即剧场。在青海，我们是游客，观众，也是场中人。回到北京和广州，当我们回放几十个小时的青海录音，很多声响正在千里外重复，变化，消失。我们永远赶不上，但我们曾经在，我们仍有机会表达。 现场，与意图有关。在青海，我们思考聆听对象和聆听行为。我们实践行动录音与声响即兴写作，尝试重塑声响－影像－认知之间的关联。 不在青海：悬浮景观与城市微观声响地理 西方当代艺术中，声音艺术更多以装置形态进入到美术馆体制。声响被看成是自然和科技的产物，被看成是通过一些界面和机制重塑，以不同方式在空间和观众互动。这是一种相当程度剥离了声响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聆听可能，剥离了声音本体时间线性，归属于当下美术馆体制的声音艺术。 我们实践实地录音(field recording)。正如姚大钧所说，中国的激进实地录音艺术，是一种反唯物主义，反自然音景的极端人本主义取向与文化关注。作为研究辅助性资料，人类学研究者曾录音记录不同种族的丧葬祭祀，音乐舞蹈，民族语言等。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和日本基于对工业化带来的全球声响同质化反思，强调对文化的保存，主张声响生态学意义上的实地录音，带来了大量反工业化的自然音景。 但剧烈变迁的中国有不同的景象。过去多年，姚大钧的中国声音小组，倡导关切中国人文环境和人本声音实体，关注公共空间，私密空间和内在空间的声音现象，对各地的声音实体进行监听/采集/整理/分析/保存/解构，以及重新语境化，同时高度尊重声音本体。 三年前，钟敏杰，林志英，陈钢，覃岛和我以21楼的名义，在广州沙面惊艳会K歌会所——一个特定的无差别城市内部空间，定制邀请身份不同阶层的人参与聚会，以实地录音和影像，将广州城市空间的物理、心理和文化意义上的复构性，再次浓缩释放。之后，我去了北京。21楼还未曾来得及按照设想，在网吧和教堂等再次实现我们的空间复构与穿越计划。 敏杰和阿英拿起麦克风继续穿行在广州大街小巷。他们发表合作双唱片《悬浮景观》，观念兼顾声音本体，抽象而细微，呈现流动的、不断重构的城市空间声响和人本声响。2007年开始，他们以“PlayBackUnit”（拍背有理）两人组形式，高频率地在城市进行日常声响游击战，持续用blog释放对城市的日常聆听。 同时，过去两年我探索“听不见的城市”背后所隐含的政治权力与资本逻辑，在实地录音实践中梳理城市物理和社会空间的变迁，寻找城市声响构建的历史谱系。2007年，从雍和计划到大声展的RYC计划，我又试图将这种城市声响的政治学聆听路径，转换为城市微观声响地理实践——行走/研究/听音，通过微观的地点（place）与空间（space）的融合，触及情感与记忆，将宏大逻辑转化为众人可参与的日常实践，转变为公共平台可分享和探讨的话题，并最终成为批判的力量。 在青海：行动录音与声响即兴写作 在青海，我们重新聚集。我们重新开始。 我们秉持但不坚守宏观分析逻辑。我们相信，任何现场，即是剧场。当我们开始介入，无论使用什么媒介，我们便在剧场之内。我们参与剧场。我们主张观念性的行走与聆听实践。我们称之为行动录音。从学术角度来说，行动录音的实践规则，倾向人类学，观念考察则多以社会学和政治学为支撑。 实地录音也叫Phonography,希腊语，意为声响写作(sound writing)。我们把行动录音视作即兴的声响写作。剧场具有宏观的可预见性、类型性，但更充满偶发性、事件性、不可复制性。我们闯入了当地，实地进行声响写作。这类似一种快速的素描。 在青海，我们走过玉树、西宁，还有格尔木。我们去过盐湖、戈壁、牧场、黄河，我们跟自然一起。我们还穿越街道、公路、公园、集市、学校、商店、广场、火车站、清真寺、佛教寺庙、毡房，我们跟人群在一起。 在青海，我们观察、抽取、记录。割裂某些东西，抽象某些东西，又去掉某些东西。我们关注个体和群体在空间的流动，聚集或分散的发声。行动录音涉及大量个体语言。混杂的藏语、青海话和普通话。人的语言和行为，产生了大量具有情感的，个体对社会想象的声响。这些声响具有不可复制的剧场感。 我们考察人本发声的社会情境、空间环境、情绪状态。我们聆听情绪，聆听个体表达、集体想象和隐藏的秩序。我们聆听不同语言之间的合唱与差异，聆听隐藏的权力秩序。我们体会海拔高度，空间环境和声响密度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公共空间流连转换，尾随人群，不断游击。 这是剧场，我们在其中，参与其中，同时随时准备介入与激发。有时候，我们直接参与场景。在塔尔寺，我们组织一群导游，割断场景与个体发声，聆听导游的语系与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