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话剧演剧的“中国学派”——论1950至60年.docVIP

　　创建话剧演剧的“中国学派”——论1950至60年 【内容提要】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初期中国话剧借鉴戏曲的民族化探索，其成就主要体现在舞台实践中。外国戏剧家当时对中国话剧艺术严厉批评的“棒喝”，中国戏曲西传引起欧洲戏剧家竞相学习的启示，和中国文艺发展重在继承民族传统的政策调整，等等，使得戏剧家将其艺术创造从着重借鉴斯坦尼体系转向民族戏曲艺术的学习，并力求在探索中去创建具有民族特色的话剧演剧的“中国学派”。 【关 键 词】话剧／戏曲/“体系”/民族化/中国学派 【正 文】 　　　　一 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初期中国话剧借鉴戏曲的民族化探索热潮，其成就主要体现在舞台实践中；而在剧本创作方面，尽管也有《茶馆》、《关汉卿》等优秀剧作出现，但是从戏剧发展的整体来看，却没能形成那种令人激动的探索阵势。 中国话剧舞台艺术的创建有一个发展过程：它从早先文明戏简单粗糙的化妆演讲式，到二三十年代的任凭真实情感自然爆发的“情感演剧”和模仿好莱坞电影外形表演的“模拟演技”，到40年代学习斯坦尼体系“重体验”的真实表演，等等，其演剧水平和舞台创造在逐渐提高和完善。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看到话剧演剧与民族戏曲传统关系的变化：从“五四”时期话剧与戏曲的激烈碰撞，到1925年前后南国社促使二者携手的初步尝试，从30年代左翼戏剧大众化走向“旧形式”的艺术自觉，熊佛西等人河北定县“农民话剧”借鉴民间戏剧的艺术创造，到40年代“民族形式”论争中话剧舞台借鉴戏曲艺术的积极探索，等等，融合戏曲传统的演剧创造已经成为中国话剧舞台艺术的发展趋势。 那么，就话剧舞台艺术学习戏曲的民族化创造来看，19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的这次实践，它与以前的探索又有什么不同呢？这个不同主要是：以前，大都是为了克服话剧与中国民众、中国现实的隔膜而去寻求新的发展；而这一次，更多地却是因为外国戏剧家对中国话剧艺术严厉批评的“棒喝”而震惊、反思和探寻新路。 1956年春，新中国举办首届全国话剧会演，并邀请当时的苏联、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戏剧家代表前来观看。外国同行在热情肯定中国话剧成就的同时，也尖锐地指出了中国话剧发展的不足。以舞台演剧而论，他们认为中国话剧的导表演艺术在苏联戏剧专家的指导下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说，却也因此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性和固有传统”。德国戏剧家豪塞直率陈言：“我认为你们在话剧中主要的问题，是把所学到的技术怎样结合自己民族特点和固有传统，这要靠你们自己努力，苏联专家是无能为力的。”① 同时，这些戏剧家还告诉中国同行：中国戏曲的西传对欧洲戏剧家影响极大，很多人都在学习、借鉴以探索新的戏剧艺术。因此，他们希望中国戏剧家能在话剧艺术与戏曲艺术之间架起一座“金的桥梁”；就是演出外国戏剧，他们也希望中国戏剧家能用自己特有的解释、风格和表现方法，把它们在舞台上呈现出来。 外国同行的批评引起中国戏剧家的沉重反思。反思着重是两点：一是对斯坦尼体系，二是对民族戏曲传统。 “体系”是斯坦尼在继承前人遗产基础上的杰出创造，“体系”的学习确实提高和丰富了中国话剧的舞台艺术，这些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在学习“体系”的实践中出现的某些问题，诸如片面追求生活的真实而相对忽视了艺术的真实，片面强调内心体验而相对忽略了外部技巧的训练和舞台的外形体现，等等，至少说明中国戏剧家，第一，学习“体系”还不够透彻；第二，生搬硬套“体系”，而没能结合中国话剧艺术实践去借鉴和发展它；第三，还没弄明白学习“体系”主要是为什么，是移植“体系”还是激发新的戏剧创造？正是外国同行的尖锐批评才使中国戏剧家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学习斯坦尼体系，最重要的是要“把它化成自己的东西，并逐步建立自己的体系，而不要教条主义地硬搬。”② 那么，中国话剧如何才能创建自己的演剧体系呢？中国戏剧家还是到“体系”中去汲取经验。斯坦尼之所以能够创建“体系”，是因为他把俄国戏剧的演剧传统、欧洲戏剧的舞台艺术等和他自己的舞台实践很好地综合起来，像他说的“在沙里淘出许多金子”，经过科学的整理将其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因此，田汉说学习斯坦尼，“一方面我们要学习他的导演理论，一方面也要学习他的工作方法，通过我们的文献，通过我们留下来的各种艺术的宝藏，通过我们现在的表演艺术家，要去综合，要去做科学的整理工作，要把这些东西同样提高到艺术高度、理论高度，成立我们自己的表演理论体系。”③ 田汉在这里所说的我们自己的“艺术的宝藏”，主要指民族戏曲的演剧传统。 由此，在中国话剧演剧传统的基础上借鉴民族戏曲的演剧艺术，进而强调“我们要有中国的导演学派、表演学派，使话剧更完美地表现我们民族的感情、民族的气派”④，也就成为这时期中国话剧舞台艺术民族化探索的主要途径。话剧舞台于是